我们生活的磨合期是从这一年冬季开始的。云城的冬季寒冷干燥，以至于出门不得不带上一瓶水，否则嘴唇会被干冷的空气吹裂。有太阳的时候寒风也是一刻不停的，尘埃从西北方向吹来，使整个天空呈现一种灰褐色的模样，像是一枚磨损严重的凸透镜片。除了必要的工作和课程以外，我很少走出家门，尤其是我在赶稿的关键期，周末的英语培训课我也很少去，因为那里的薪水时常发不下来。
我工作的时候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只有楼上响起钢琴声的时候我才会打开唱片机以中和噪音。咖啡总是很容易冷，室内没有暖气，只有春晓在的时候我才舍得打开空调，但她却总是关上它，说靠在我怀里就很暖和。我不接受她的好意。更多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要裹着厚厚的棉衣，为了对抗寒冷而在室内走来走去。我准备在下个月拿到实习薪水的时候购买一台暖桌。这是春晓的主意，她说她外婆的旧屋子里常用暖桌取暖，平时把脚伸进去，用桌子上的杯子裹住身体，里面插电或者烧一种无烟的蜂窝煤。她说早年她就是那样过冬的，那时候蜂窝煤极受乡邻的欢迎，过春节的时候所有人都把脚伸进暖桌里，桌子上放着葡萄酒和肉粽，电视里播放着地方综艺节目。她喜欢一档脱口秀节目和一部本地出品的家庭喜剧，所使用的都是扬州方言。她觉得相比于标准语，扬州话有一种古典韵味。那些节目在除夕和春节循环播放，而她就在暖桌里一边吃肉粽一边喝葡萄酒，任凭外婆和老妇人们在隔壁的房间里打麻将。“我受够了麻将稀里哗啦的声响，但在春节那一天我会觉得一切声音都是悦耳的。”她这样描述着过去的日子。我们没有等待太久，十一月下旬，我就把一台可通电的暖桌带回了家里，还买来一床鹅绒被，将它放置在客厅里，这样春晓就可以坐在暖桌里看电视了。
她大部分时间并不关心电视在播放什么，暖桌里的时光多半是在书籍和指法练习中度过。她常在阳台拉琴，拉琴的时候使用一种浅黄色的消音器，避免触怒楼上和楼下的邻居。乐谱架长期放在阳台的左侧，阳台右侧连着厨房，而我是断然不允许她下厨的。我小的时候就开始做饭，尽管味道并不出色，但对蔬菜和肉类的调理却有一种执念。这种执念使我尽可能地探索一切烹饪方法，使饭菜散发出与众不同的味道。这种尝试很多时候是失败的。我常用黄酒、耗油、砂糖和酱油调成一种酱汁，淋在少油的蔬菜上，有时味道奇佳，有时则难以下咽。卤肉的时候，我喜欢用花椒、桂皮、枸杞、月桂叶、生姜和葡萄酒放到一起熬制一个下午，等浓郁的香气从厨房飘进阳台，而阳台的春晓正在拉琴，她闻到香味后跑进厨房抱住我的腰，想在拍摄一张构图精妙的照片后尝到第一口卤肉。我很少用葡萄酒烹饪菜肴，而是常常把它当做饮料，每次一回到家就往嘴里灌上两口。
我们很少出门吃饭和逛街。我的经济状况不容许在其他方面有过多的开销。我本身除了购买必要的书籍和唱片以外，开销主要在购买蔬菜、肉食和每季度的房租上。那时我对金钱的概念仍然停留在将将生活的阶段，只有到物资奇缺的时候才会逼迫自己连夜去写文案或者影评，春晓会塞给我一些钱。我没有任何愧色地接过它，就像是接过一朵玫瑰花一样理所当然。同时她在纠正着我的生活习惯。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和蓝楹一起生活的那些时间，我从没有意识到自己距离新世界这样遥远。我吃饭的时候总是发出声音，春晓说那种声音完全可以在咀嚼和吞咽的过程中逐渐消除，我进屋门以后习惯性地穿着皮鞋在屋里走动，她则要求我换上一双棉底拖鞋避免皮鞋上的沙粒弄得到处都是，我情绪兴奋的时候说话的声音总是特别洪亮且滔滔不绝，她要求我无论多么激动都要保持一贯的说话音调，并在说话的过程中简约自己的说话逻辑。诸如此类令人不胜其烦。我认为她是在鄙夷我的生活习惯，自然有意抵触她的建议，并且在她发表意见的时候将头扭过去，然而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让步，因为她在后来做出这些建议的时候不再使用居高临下的指导语气，而是换上了一张娇滴滴的面孔，她倚在我怀里以一种商量的语气和我谈论生活的小细节，直到我按照她的要求做出改变。
步入冬季以后，我的影视评论受到了杂志社的关注。他们一度相信我是中文系或者导演系的学生，我也有意让他们这样认为，因为这会让我的意见显得更加专业。那时我很少约编辑见面，即便这可能有利于我的影评占据更多版面。我也很少招待赶来约稿的朋友。我们常常在快餐店讨论杂志下个月的刊发主题，这种讨论屡屡受到邻桌的孩子或者醉酒的客人的影响，但我仍然试图抵御对方去我居住的地方谈论这些事——除非他能和我们一样忍受那座冰窖的话。我的创作屡屡受到牵制，一些措辞被视为敏感词或者观点不够官方，一些稿件与他们提供的配图不搭，或者违背了电影发行方的初衷而不被录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和编辑在山间一些段落的时候出现矛盾并且拒不退让，结果大多是我败下阵来——我选择写下一期稿子，眼前的宁愿丢弃了事也不发表。有时我发现自己的脑袋空空如也，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东西，黎明起床的时候我做完早餐，跟春晓不说一句话——这是我的创作习惯——如果早晨我不说话，只是在打完奶昔以后将汤包和奶昔放在春晓侧脸对着的柜子上，然后在阳台上沉思，那么春晓即便醒来也不会和我说话以避免打断我的思路。当上午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的时候，她去学院上课，在琴房里练习一上午和一下午的小提琴，课程结束后再乘坐公车返回家里，那时我或者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在卧室里修改已经写好的段落，又或者在厨房里准备晚餐。
我会尽量让晚餐无比丰盛。使用自己调制的甜酱汁浇在青椒和豆芽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去刷碗，显然我不想看到她用来按揉琴弦的手指泡在冷水里。我仍然跟圃薇定期联系，始终关注着她是否已完成那副杰作，我一直希望能看到她把自己想画的东西完美地呈现在纸上。我们的交流仍旧停留在一种陌生的氛围里——自从她知道春晓的存在后，这种交流就变得格外艰难和寡淡。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我向圃薇订购了五幅画，作为最后一次见面的纪念。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我在楼下等待那些画的时候，她带着友善而怜爱的笑容走向我。她说只想把一个蓝色矢车菊的系列画赠给我，而不是卖给我。然而我却拒绝了。我只想按照市价把这些画买下，并请她在画页角落签好名字，“你会喜欢它们的。”圃薇带着无奈的笑容接过那些钱，“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画室的第一位客户居然是你。”我把圃薇的画挂在卧室和客厅里，它们有种奇特的装潢魔力，使这座阴冷的、单调的、陈旧的冰窖变成一个富有艺术情调的展览室。当春晓看到这些画时，她故意略过角落上的签名，而是由衷地赞叹这些画作的美妙之处，水粉调和出的蓝色比冬季的晴天更让人惬意，花朵的棱角锐利得好似女人的眼睛。
事实上这不是我最后一次跟圃薇见面。因为后来我和春晓数次从她的画室买过画，我们像是完全被她的象征主义画作征服了似的，而我对蓝楹的抽象画却没有这种神奇的体验。即便在最拮据的那段时光，我都会定期去圃薇的画室订购画作，后来那些画的价格一再攀升直到我再也购买不起。我和春晓在那个冬季的晚些时候常常带着刚买来的画去紫风铃咖啡馆消磨周末的黄昏时间。我们摩挲着水粉铺陈的色彩和静物，摩挲着画纸和签名，感觉绘画会在一瞬间能让人体会到暂忘尘事的快意。“如果你能为这幅画题一首诗就好了。”春晓将长发从额头分到一侧。然而我许久没有写过诗，还要在谋生之余攻读剩下的律师课程。当我获悉圃薇在为一家出版社再版的《山海经》绘制插图的时候，我一度燃起了重拾诗情的希望。我在想她会全然推翻以往那些珍奇异兽的绘像，按照自己的想法为它们描绘生活环境、季节草木，然后为它们增添一些新特征，再点缀上色泽华丽的皮毛。然而当我打去电话的时候，圃薇说她已经拒绝了出版社的合约，原因是她正在投身于一套“云与星辰”版画创作，况且出版商对绘像的完成时间有严苛的要求。那时，我忽然有一种失落感，仿佛自己的灵感不是出于自身而是要寄托在别人身上，就像是我必须要听到春晓拉出凄美婉转的旋律才能找到隐藏在繁芜念头背后的欲望。
这一年的寒假比往年来得更早。春晓也许急着回家去见她的妈妈和外婆——这是她在大学的第一个长假。即便不想念家人，她也会想念扬州。当学院将寒假放假时间表公布在宣传栏和网站上以后，我就开始催促春晓早一点回家。“你妈妈想念你，想象一下她们的年夜饭桌上没有你的样子。”我倚在暖桌旁的靠垫上，一边翻书一边跟她说。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她反问我。我摇一摇头，说等攒够了下个学期的花销，这需要至少两个月的时间，这就意味着我即便回家也只能在家里住个一两天，而九石村和县城之间有一段没有通车的路，这让我对回家之旅有些抵触。“那段路居然没有一辆汽车，偏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她一脸困惑地问我。我说或许是偏僻，或许是因为九石村以及附近几个村庄的人口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存在很多年了。
“想好了吗？”我继续之前的提问，“准备什么时候启程？”
“我在想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回去。”她的话总是能让我感到惊讶，但这句话带给我的震撼却是前所未有的。
“春晓，我很感激你能这么想，可是现在回去似乎早了点，你才上大一……”
“这和年龄是两回事，妈妈已经知道了你的存在。好吧，我承认我把你带回去有点强人所难。”半晌，她眨着调皮的眼睛说，“可是她不会想到我和你住在一起。”
“给我一个痛快吧。”我只想知道她回家的准确日期。
“我要和你在一起过年，然后在元宵节以前回到家里。”她收起手里的乐谱。
“你妈妈和外婆会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为她的决定感到吃惊。
“没有。”说完，她按了一下遥控器。
接近春节的那段时间，是我感觉最自由的日子。多客事务所的工作不再忙碌，客户们把需要解决的官司留到正月里，我们收到的客户咨询大多是关于讨薪和扣发工资之类的问题。我为杂志社准备了六份不同的稿件，有两份被采用，剩下的四份又被我投到其他编辑部。在一个阳光充足的周末，我结识了一个名叫柴思榕的女编辑，她希望我在下个月准备三份一万字以上的样稿，评论时事的样稿优先采用。我们是在楼下的那家快餐店会面的。我要了一杯咖啡和一份面条，她要了一杯豆浆和一份鸡块。当工作的事情谈完以后，她问我稿子上的灵感源自哪里？
“来自童年的经历、少年的暗恋以及梦境。”我挠挠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灵感与悲戚境遇的关系，“写作是一件极其孤独而私密的事情，大部分时候它都意味着失败。”
“写那些东西的时候，会有对声望的渴盼吗？”
“和声望无关。我写这些东西完全是为了谋生，对于生活保障的担忧始终困扰着我。”
“你平时都阅读什么，除了法律行业以外？”她用吸管搅拌着豆浆。
“小说、诗集还有历史类的书籍。”我想了一下，“其他种类的书和手稿的素材有关。”
“有没有想过当记者或者作家？”
“作家的称呼是一顶桂冠——我只能仰望它。我缺少那种灵活运用文字表述故事的天赋，况且我还没有读完大学……”
“你居然没有大学毕业！”她一脸惊愕，像是在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随即，她就褪去了惊讶的神色，“的确如此，不然就解释不通……”
我的问题是灵感很少频繁地拜访我，而我却将灵感视为一种生活信念。我没有说下去，因为这个观点对别人毫无意义，我很反感自己的表达欲。她说她喜欢第二份稿子里那个遗落的码头的故事。她问那个扎红头巾的女人是否等到了丈夫的渔船，躲在冷杉林里的一对恋人有没有熬过那场大雪。然而我没有认真考虑过。我喜欢开放性的结尾，喜欢带有先锋性的和实验性的表述方式，不求搭建完整的因果关系和证据链，因此人物的命运最后总是变得无处安置。
“你不觉得为主人公设定一个好去处很有必要吗？”她终于喝完了那杯豆浆。
“我不是不关心这一点，恰恰相反，我关注他们就像关注自己的命运一样。然而这改变不了问题本身——我们的命运真的有所谓的‘好去处’吗？如果我对这个问题的真实态度是悲观的，那么我在结尾设定一个圆满的结局就是对读者的撒谎。”我把空咖啡杯推到一边。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请相信我，我是个浪漫主义者。”我站起身准备向她告别。
“不邀请我上楼看看嘛。”她微笑着把装满书稿的提包跨到肩上，然后跟着我上楼。
毫无意外，她一时很难适应我的居所的寒意。我打开空调，然后为她沏了一杯茶。她在客厅里徘徊了一会儿，又走进卧室，发现卧室的三面墙壁挂着油画，剩下一面墙壁贴满了照片。有风景照，也有人像照，以淡蓝作为主色调由内而外逐渐变淡。她就离开那些油画，端详起靠窗的墙壁上的照片来。
“没想到你居然懂摄影，”她赞叹道，“这一张对光影的把握恰到好处，还有这一张……”
她的赞美让我为春晓的摄影技巧的进步感到自豪。“那是我爱人拍摄的。”
“是这位吗。”她指了指我们两人的合影，接过我递过去的茶。我点一点头。丝毫不在意住处的摆设有些寒酸——除了冰箱和电视之外，似乎只有几座书架和一张暖桌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墙上的油画掩饰着半剥落的墙纸，斑驳的衣柜上贴着卡瓦科斯演奏小提琴的半身海报。她感觉暖和了一点，问了几个关于春晓的问题，仿佛这些问题比她在室内找到的让她惊异的事物更有吸引力。
外面传来一阵短促的敲门声，我打开门，春晓带着她的三名舍友赫然出现在眼前。
“学长，好久不见了。”安璐寒暄道。春晓向我介绍另外两名舍友，她说大家准备回家过寒假，在离校以前想来这里看一看。当然欢迎，我热心地招呼大家，并向她们介绍我身后的女编辑柴思榕。
“和你们在一起，我也觉得年轻了许多。”思榕笑着。春晓对我的女客人感到一丝意外，但随即露出温情的笑容，呼唤大家坐在暖桌里，把提来的羊肉卷和蔬菜递给我。
“亲爱的，我们晚上吃火锅好吗。”她把脸凑近我，像是一只伸腰的小猫。当然好。我点点头，向她解释了一下我们下午的交谈。柴思榕准备离开，春晓说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留下来一起涮火锅。“有美味的羊肉，邱阁的厨艺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她真诚地挽留她，安璐也挽留她，手里拿着一张从抽屉里翻出来的海菲兹的唱片。向菲在躺椅上查看书架上的书，何娉婷坐在暖桌前看电视。思榕似乎很难抵御她的盛情，以一种客套而为难的眼神望向我，我安慰她如果不忙完全可以留下来，一起谈天说地然后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她点了点头。
整个下午，我把时间全部花在厨房里。让我惊讶的是，柴思榕也来到厨房里，或许她觉得我在准备晚餐的时候需要一个谈话的朋友。“现在离晚餐还远着呢，”我劝她到卧室里休息，空调的热风会让她舒服一点。她仍然执着地问我一些绘画和音乐上的问题，似乎想对我广泛的兴趣追根究底。“耳目之娱而已。”我边制作卤肉边回答她。客厅里的姑娘们在频繁更换着电视节目，唱片机里传来一首小提琴曲，安璐敲门进来问我要一瓶啤酒。我打开冰箱，将一瓶白葡萄酒、黑糖饼干和核桃酥递给她。柴思榕问我这样的生活会持续多久。显然她无法适应这种自抽油烟机的通气孔不断渗进来的冻到人骨头里的寒气，她像一只被冷雨打湿羽毛的鸟儿，随便和我聊着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我想她大约是在搜集素材。她大约要写一对潦倒青年情侣如何在一间冰窖里挨过寒冷的冬季。她又问了我一些油画上的问题，并试探性地询问她的问题是否让我感觉不舒服。我摇摇头，将发酵好的面团擀平，然后按照她的方式问她相似的问题，她的回答有些不自然。
“瞧，这就是我面对你提问时的反应。”我笑起来。但她并没有退缩，而是在提问的同时分享起她的家庭生活。她已经结婚三年了却没有要孩子，因为她丈夫还没有准备好成为爸爸，而他们家庭的收入主要用于偿还购房贷款。她试着拉近彼此的距离，但三年来的婚姻生活没有让她产生幸福感，每时每刻她都被一些奇怪的念头所困。她说丈夫每天加班到很晚，然后在莲花广场上夜跑到十点，回家就躺到床上睡着。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毕竟他们对彼此的身体已经失去了浓厚的兴趣，问题在于他的妈妈每隔两天就来他们家里一趟，以难以置信的刻薄语气折磨她，沙发和床铺打扫得不干净啦、床头的台灯没有及时关掉啦、阳台上的绿萝没有定时浇水啦……而她丈夫回家后除了浏览新闻就是倒头睡觉，拒绝调停婆婆与她的矛盾，她怀疑这段婚姻或许有触礁的可能。
“我希望了解一段融洽的感情需要点什么佐料。”她为自己之前冒昧的提问解释道。
“除了爱情以外，我暂时想不到其他要素。”我在面团上贴满香蕉片，又在上面撒上披萨馅料和奶酪。“况且我们跟婚姻还有一段漫长的距离。”说到这里我有些迟疑，我不敢想象春晓的妈妈对我是什么态度，也不敢想象未来的生活会在何地，也许在云城，也许在花城，在南方的某个城市也说不定。
“我无法给你更好的建议，但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她，“婆媳关系处理起来相当棘手，每个家庭或多或少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她想为自己的窘境再多说两句，这时娉婷走进来要两个小酒盅，我把威士忌杯递给她并嘱咐说，如果感觉葡萄酒太烈，不妨加一点水。
“也可能是年轻的原因，”我继续宽慰她，“我们比你小几岁，尽管我也做几份工，但没有你丈夫那样辛劳；春晓在上大一，她不需要考虑婚姻、家庭以及生育。假如我们处在婚姻里，每个人都有其角色对应的责任，谋生会消磨激情，音乐、绘画和文学恐怕起不到什么作用。”
“那你认同婚姻和物质存在必然的关系啦？”她微笑着问。
“我认同。虽然不能否认爱慕对婚姻的意义，但从普遍性上看，现代婚姻仍然是阶级性的契约，阶级性的契约就意味着它必然地与财产关系以及附加的经济顾虑联系在一起，而且经济本身可能就是许多人缔结婚姻的动机，一个社会越商业化，婚姻的经济特征就越露骨。”
“纯粹的爱情婚姻是不是只存在理想中。”她想了一会儿才说。
“但我们能在可选择的范围内找称心如意的人，而那个人或许也在找我们。这能最大程度地贴近婚姻的道德性——按照纯粹的爱情和自由意志去组建家庭。”
“你反对婚姻是两个家庭的关系。”她的语气咄咄逼人。
“婚姻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
“你是个矛盾的人，你所说的本质和你的选择是两条路。”她看着我的眼睛。
“这是一种悲剧性特质，我早就接受了这一点。”我把披萨放进烤箱里。
她终于再度露出笑容，“你和我想的一样，是个理想主义者，不可救药。”我认为这是一种礼赞，回答说，你也是理想主义者。
六个人的晚餐不难准备，况且其中五个人是女性。她们挤在暖桌里看电视，我把餐盘和筷子拿上来，羊肉火锅、披萨、红烧鸡翅、土豆泥和鸡蛋布丁摆在桌子上，葡萄酒还剩一半，向菲喝得有点多，脸色绯红，看画册的时候带着醉意的笑。安璐抿了一口布丁，把羊肉卷慢慢放进沸腾的火锅里，娉婷将小蘑菇、蟹腿肉、宽粉条和藕片夹到火锅里。春晓张罗着为姑娘们斟酒，思榕按着酒杯，说只喝一点红茶就好。
我们随心所欲地聊着，像是认识已久的朋友。醉醺醺的姑娘们在谈论她们在商场里发现的新款春装和手表。商场里充满各种迷人的要素，明亮的灯光让柜台里的每件物品都光彩夺目，餐厅的透明橱窗里摆放着精致的小食品，电影院门口的情侣分享冰激凌和爆米花，游戏厅里的爸爸带着小女孩在抓娃娃机前练习技巧。如果不是因疲劳而产生疏离感，我很乐意陪恋人在商场多留一会儿，尽管我们能买得起的只有酒杯和靠枕。我拘谨地徘徊在商店门口，或者沉思或者观察，极少走进去挑选物品。春晓说你应试着去接受这些看似无意义的举动，试着去浪费一些时间，因为我们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就是用来浪费的。何娉婷家资优厚，乘肥衣轻，她父亲从不容许她的荷包空荡荡的，她身上缀着亮晶晶的珠宝，衣襟上带着昂贵的香水味，但她在暖桌上温柔得不可思议，也许主家或来客的善意打动了她，她在喝下那些掺水的甜酒后就跳起舞来，并央求安璐把一张圆舞曲唱片放进唱片机里。那时柴思榕和春晓正小声交谈着，我想她们在讨论文学或者音乐，也可能是室内布置以及冬天出游之类的闲话，因为不时传来她们的笑声。
“我们三个准备两天后回家，火车票已经订好了。”向菲告诉柴思榕。
“你们两个要分开一段时间了？”柴思榕转向春晓。
“不会的，”春晓被葡萄酒弄得面色绯红，“我不准备回家过年了，除非邱阁和我一起回去，是不是亲爱的？”春晓转向我。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但还是勉强挤出一个“好”。我想几天后或许是劝春晓早点回家的好时候，我并不希望她妈妈因为女儿寒假不归而怨恨我。
“不可思议，邱阁会被你爸爸赶出来的。”柴思榕拿起一块披萨。春晓没有解释，只是摇摇头，像是早已下定决心一样。她们聊天的思路我逐渐跟不上，事实上我很难从只言片语里判断她们之间的话题，我给困倦的向菲盖上毯子，又为火锅加了一点热水，唱片机已经关掉了，但屋里的雾气似乎还在跳舞。我只喝了两小杯葡萄酒，见锅里的羊肉还剩下许多就劝她们再吃一点。那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何娉婷把那顶贝雷帽戴在头上，像是一只奔跑在丛林里的母鹿。她揶揄着安璐被弄乱的头发以及褐色毛衣上的酒渍。有时你会怀疑她们是不是真的只有十九岁，或许更年轻一点，又或许更苍老一点。
女人们能想到的话题有许多，一旦有话题就不会冷场，我想一个下午的时间或许已经榨干了她们的头脑，至少我已经感到疲惫了。我把用过的碗碟和筷子收拾进厨房里，又为她们起了一壶加糖的红茶。只加一点糖，红茶的味道就变得格外撩人。安璐问春晓今夜能否睡在这里。春晓急忙去卧室里张罗被褥。柴思榕在晚餐的最后时刻勉强喝了两杯，似乎仍然想说下去，只不过倾诉对象从春晓换成了已经醒过来的向菲。向菲沉静地坐在暖桌里，一边看着电视一边侧耳听着女人的满腹牢骚。手指浸泡在冷水里使我迅速摆脱那一点点醉意，已经快十点了，我必须把柴思榕送回家，同时安顿好几位准备住在这里的女子。我清理完地板后，对着挤在一起的春晓、安璐、何娉婷说自己下楼一趟，又对向菲嘱咐了几句——红茶不要喝太多，如果感到不舒服就嚼几片消食药。然后领着柴思榕下楼。
“我很喜欢你准备的晚餐，也很喜欢你的女孩。”她走在我身后，整理着毛呢大衣。
“我帮你打一辆车，明天你可以在家里睡个懒觉。”我在夜色里拦下一辆车，把她塞进汽车后座，并嘱咐她到家的时候给我发一条短信。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友好吗？”她拉开一点车窗。
“这不是最基本的礼节吗？”
我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从公路到象棋小区的距离比想象中要远得多。这一点被白天的我忽略了。我忽略掉这一点不难理解，白天这条悠长的小巷上开满了店铺，有小餐食店、理发店、鲜花店、裁衣店、干洗店、报刊亭、五金店、网吧、便利店和幼儿园。老人和孩子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海棠树下常有下棋的老年人为一步棋争得面红耳赤，影碟店里的年轻人仔细挑选着碟片，发廊里的女子坐在店门口打电话。此刻，除了发廊里还亮着朦胧的灯，所有店铺都关门了，路灯光时明时暗，坡形的小巷里除了我就只有呼啸的寒风。
我想在安静的世界里多走一会儿，并暗自为浪费掉的下午时光感到遗憾。然而网吧里的年轻人在竞逐着，相互推搡着吐露脏话。我想我有点偏头痛，并不是夜风或者快乐而放肆的年轻人的原因，也许被打扰的午睡以及对晚上入眠的忧虑在困扰着我。我从来没有接待过客人。但为了表现得慷慨一点，我或许要在躺椅上度过一晚，并且开了一下午的空调要持续到明天早晨，即便如此，我依然没有考虑好怎样劝说春晓早一点回家——我既盼着她早点回家又害怕她早回家。我怕自己承担寂寞的寒夜，怕自己掉进思念的深渊，度日如年的滋味我不是没有经历过。
第二天送走春晓的朋友们以后，我仍然被春晓要走的念头困扰着。她在阳台拉小提琴，时常探过头问是否打扰到我的构思。我在电脑前无动于衷，发觉自己一旦被某个念头所困，久坐不了任何事情，将自身抛到一种自我质疑的深渊里。被这种深渊所困的人们不会觉察冬日的阳光和时间的流逝，仿佛要听任时间把自己慢慢处决一样。然而我很抗拒再度规劝春晓尽快离开，当昨晚我躺在躺椅上裹着羽绒服入眠的时候，我发觉自己被一连串噩梦笼罩着。我被放在一个古色古香的方形庭院里。我躺着或者坐着都不能缓解身体某处的麻木感，我的母亲坐在木床上阅读颂歌集，庭院灯火通明，繁茂的石榴树叶在风里摇摆。我走出门的时候发现外面是晴朗的，一条公路横亘在眼前，我发觉那里有一张熟悉的脸。那是一张模糊的仿佛用多个人像拼凑的油画般的脸。第一眼我看出了春晓的那一部分，第二眼是蓝楹，或许还有圃薇、毕荔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脸的一部分，但她给人的感觉确是吊诡的，她不说话也禁止我说话。她在路上等待的时候，北面吹来一阵尘沙，一个男人在后面追随着，我跟在最后面然而很快就这样失散了。我的前面是一片沙丘，身后是那座熟悉的常常入梦的迷城，我想如果我再多睡一会儿，多在这座迷城外等一会儿，也许能邂逅从南向北踟蹰而行的骆驼商队……
我在梦醒以后试着把这场梦拼起来，尤其是看见圃薇的油画时，那张油画般的脸忽然出现在眼前，我没有来得及仔细斟酌，它就消失不见了。我无法参透梦境的奥妙，事实上我更希望它们只是简单的生活焦虑的映射，而我只对五彩斑斓的梦境场景有些迷恋，那些色彩在现实中很难遇见。当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向春晓宣布自己的决定时，她把琴收起来，移开乐谱架，坐在暖桌旁吞了一大口葡萄酒才战战兢兢地等我的答案。
“我和你去扬州。”
她以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了我一会儿，才露出喜悦的笑容，“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赶紧订火车票，然后讨论一下在火车上的九个小时能做点什么。”
“我想你应该首先和你妈妈沟通一下，如果她对这件事很抵触，我就要做好在宾馆里度过除夕的准备。”
她试图安慰我，说她妈妈根本无法左右她，况且她准备在外婆家过年，在我的坚持下她只好拨通她妈妈的电话，我试着贴在阳台的门上探听一下动静，只听见她们争执的说话声。由于口音问题，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能够猜到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我去扬州过年这件事的荒谬性。在她率性而为的时候，我也在率性而为，我应该做的是避免情况恶化，中断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且克制住自己在孤独时产生的遐想和痛苦。没有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更需要克制，克制率性而为、克制浪漫的想法、克制欲望和亲热的激情，说不定分别一段时间会让我们发现许多新东西。可是，可是我缺少那种忍耐力。我是个无法克制自己的人，尤其是想到寒冷的冬夜里，在阳台上喋喋不休地给她打电话，然后在冰冷的被子里睡去醒来。我没有攒足春季需要的钱，也没有把答应给柴思榕的两份手稿寄出去，甚至还曾幻想在除夕夜以前到广播电台赚上一笔。当春晓揉着眼睛从阳台上走过来的时候，我安慰她，情况比任何时候都好，我完全能接受留下来，而这会让她的回家之旅变得洒脱和畅快。我能想象她们母女拉着手在人流熙攘的商场里购买年货，在除夕夜的电视前她向家人讲着大学校园里发生的趣事。
“她接受了我带你回家，她别无选择——或者我们在云城过年，或者我们回扬州。”春晓的眼睛重新明亮起来，“是到订票的时候了。”
然而我仍想在云城多留一些时日，直到无法向后拖延的时候才不情不愿地带上行李去火车站。我恐惧见到她妈妈。我恐惧她妈妈对我审问和猜测，询问我们的关系亲密到何种程度，又在我如实回答以后送给我两记耳光，而我只能逆来顺受，因为我无论用怎样奇妙的语言表达对春晓的爱恋，也不能否认我们刚认识不久就住在了一起，这在旁人听来完全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男人引诱无知少女的老套故事。春晓却盼着回家的日期，在腊月二十四的时候她就打包好了所有行李，当二十五日黎明到来时，我惊恐地去看窗外，发现大雪厚厚地铺满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而且鹅毛大雪依然在下，我当即兴奋起来。
“亲爱的，外面下大雪了，我们需要改签火车票。”我把睡梦里的春晓推醒。
春晓揉了揉朦胧的双眼，裹了件大衣走到窗前，“不需要改签，大雪不会影响行程，再睡一会儿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坐在躺椅上默不作声， 只盼着大雪再多下会儿，盼着我们抵达火车站的时候，大厅广播提醒旅客晚些时候再出发。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大雪在上午八点就停了，天色阴沉得如同傍晚，积雪厚到我们根本无法推动行李箱的地步。当我们到达火车站的时候，里面挤满了拖着沉重行李的旅客。人员嘈杂、摩肩擦踵，每往前走一步都要等待很长时间。我一边拉着春晓的手，一边拖着行李箱，春晓正关注着大屏幕上不断变换的车次信息。
接近正午的时候我们终于登上了云城到扬州的火车。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我们在座位上低声交谈，而车厢里站满了没有座位的旅客，地上摆满了行李箱和包裹，在车厢的连接处仍然有人试图往这边挤。这一幕场景令我感到心烦意乱，我想我也许有点幽闭恐惧症，因此我只能闭上眼睛，侧着脸面对正在阅读的春晓。对面的小男孩踩了临近座位的男人一脚，他的女人想发作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她低声向男人抱怨那孩子缺少教养，语气刻薄得不可思议。她试着向春晓搭话，她需要一点刺激神经的话题，她循循善诱的说话方式令春晓逐渐放下戒备心理，在一连串对话结束后，她成功地套取到想要的信息，开始对我们的关系和行程指指点点，我仍然闭着眼睛装作熟睡的模样——我不想去看她的眼睛和因刻薄而磨薄的嘴唇。手依然握在春晓的手心里，我用小手指轻轻叩打春晓的手心。直到我真的睡了过去，朦胧中只听见嘈杂的对话声，餐车寸步难行的摇铃声，穿过隧道时耳膜的鼓胀声以及寒风贴着快速行进的车窗的呼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