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躺在她怀里睡熟，我们躺在沙发而不是床上。她的怀抱有一种特别的温度和香味。躺下以后，她让我看她常年被小提琴折磨的锁骨边缘的印痕。我睡熟前一直在听她说话。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像是从遥远的山洞里吹出来的风。那时唱片机已经不出声了，楼上的孩子也不再叫喊，只有雨滴和冷风的声响，都被她的话音包裹起来。刚过黎明，我就醒来了，她依然在睡，呼吸的声音轻微得像是一缕炊烟。我将煎蛋铺在一小片面包上，把牛奶、香蕉和泡开的燕麦片打成奶昔，又为自己冲了一杯加了糖的咖啡。如果早晨不忙着去多客事务所，我就有充足的时间为自己准备早餐，然后利用一点咖啡和烟草驱走残留的睡意。喝咖啡的时候，我为春晓裹紧毛毯，然后在阳台上打开电脑校对前一天写的辩护词。在校对这些辩护词的过程中，我总试图用一些更精彩的修辞和成语替代严谨乏味的表述，因而没有一次是满意的，只要坐下来校对就一定能找到漏洞，找到要替换的词语和句子，但在交上去以前，我会再把那些华丽的修辞重新改回来。也许我只是享受这个修改的过程，也许我在担忧自己再次遗忘，潜意识里用这种无用功来夯实凋零的记忆。
早晨的阳光从阳台左侧照过来，空气有些冷。我在阳台上打着呵欠，听见客厅里传来柴可夫斯基的《新的洋娃娃》。春晓穿着那件宽松的棉衬衫走过来，我怕阳台上有凉风就拉着她的手走回客厅，把热过的奶昔和面包片递到她手里。我问她是否还要咖啡，她说多加一点糖。多加点糖，再多点，保证它不苦得难以下咽。邱阁，你现在像个学长，可是你睡觉的时候像个孩子，像个小婴儿一样半闭着嘴唇，贪婪地往我的怀里钻。你睡觉的时候会笑。你睡觉的时候笑过两次，那时我在看你的读书笔记，在你的枕头旁边，上面写满了断断续续的没有标点符号的句子。像是做梦时说的胡话，也可能是记录某个时刻的灵感。我还看见书页背后的你写的诗。
“……在流放地研磨麦粒、茉莉花和性欲
身后站满背井离乡的士兵、沉思者、游魂
以及挡在门外的猎犬、鹦鹉、臀部饱满的母马
农忙结束后，黑夜披上雨衣教人祷告：
如柔软的花萼在阵阵秋霜下缔果
羊羔哆哆嗦嗦地奉上金色羊毛
歌颂袖手旁观的神明，歌颂断舌的铜钟
如此，荧惑守心的阴影才会瓦解
……我冥想出一种告别的仪式
就是朝寂静的水潭丢石子。”
她一字一字读着，反复咀嚼每个诗句的余味，像是在品尝辛辣的烟草。我说我不认识写诗时的自己。写诗时我沉浸在一种线条和幻觉交织的阴影里，有时在树荫下和山丘的背面，有时在漫长的毫无希望的等待里，有时在阴天即将下雨的时候，如果天气晴朗，百草繁茂，我更愿意阅读以及从事一些繁重的脑力劳动。如果我能睡一个完美的觉——就像昨晚一样，醒来以后就会觉得我所有写过的诗都带着一股发霉的味，像是煮过的隔夜的柿子汤。她说她也喜欢那种酸甜适中的汤，最好加一点河虾，热腾腾地放在白色的餐桌上。她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笑起来，诗歌里的忧愁被笑容驱散了，而笑容又被阳台渗进来的风驱散，我担心一件衬衫仍然让她感觉冷，就把卫衣套在她身上。给她套卫衣的动作跟我自己套夹克一样娴熟，她配合着我的动作，看着我的脸。
“你就像路易十三的火枪手。”
我把这句话视为无上的赞美，又把她鬓角的长发勾到耳朵后面，用嘴唇碰了一下她雪白的耳垂。我要去律师事务所了，如果上午没有课，就留在这里吧，读书、听歌、看电视或者去床上睡一会儿，中午我会回来，想吃什么就打电话给我。我把另一把钥匙递给她，然后离开了家。
要入冬了，可是阳光暖和得醉人。阳光洒在脸上洒在眉毛上洒在褐色的皮夹克上。阳光和我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雾，一层浅紫色的柔和的雾。我听见不知道哪里传来一阵跳跃的连德勒舞曲，我的影子跟着它一起跳起来，汽车从身边一辆辆经过，我乘坐公交车从一条街道转向另一条，从一个巷子转向另一个，但感觉像是还在原地，像是还在薄薄的雾里跳舞。我下车的时候热闹的早市还没有散去。快乐的年轻人从街市上买走一对碗碟，穿着棉衣的老人跟蔬菜商问价，卖棉花糖和糖葫芦的妇女招呼着生意，小孩子和宠物狗在不远处的小广场上追逐。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过这样的画面。我只记得这条街上塞满了杂乱的叫卖声和争吵声，没有一刻是安静的，北面的桥下总是堵车，桥边的垂柳扭捏作态地迎合着暴躁的北风。我走进办公室后朝认识的前辈打招呼，向主管问好并把修改过三次的辩护词交给她。她曾告诉过我，不要把生活里的情绪带进办公室，尤其不要随意流露沮丧的情绪，那时我觉得她管得未免太宽泛——人的情绪流露终归是天性使然，然而此刻我忽然明白，无论快乐或者沮丧的情绪都能轻易地感染别人，而沮丧的情绪会使周围变得肃杀、静穆。因为我在滔滔不绝地阐述辩护词的逻辑时，受到了办公室的一位同事的情绪影响，他正沉浸在输掉官司的挫败感里。
除了上交那份辩护词以外，我还要陪同一位前辈去邻近的一栋松针形大楼拜访一位客户。当我们走进大厅以后，才发现这栋崭新的商务楼的每套办公室里都坐满了职员，十点钟的阳光跟在我们快速行走的脚步后面，使我的后背微微地出了点汗，风从电梯口缓缓吹过来，又从狭长灰暗的楼道里缓缓溜走。在十四层，我们和几张陌生的面孔擦肩而过，他们的眼睛像是浅黄的杏子，他们看着你，抱有某种不易觉察的距离感。我们有相似的命运，却始终是孤立在彼此之外的部分。
客户来得有点迟。我在会议室梳理了一下谈话注意的要点。见面寒暄总是免不了要说一通毫无意义的话，然后根据对方的表情和动作判断这次会谈将持续多久。倒不是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让对方考虑我们提供的法律服务，而是因为我想在午餐以前赶回家里，此刻我在想念春晓，想念她精致的眉眼和嘴唇，想念她说话的声音和修长的手指，想念她和我一起喝茶或者咖啡时的认真的表情，以及带着惊喜的骄傲的称赞。我想客户是不会轻易让步的，之前的报价单他看过了，只说会考虑一下，并在上一次通话结束前说愿意给我们十五分钟的时间做最后一次沟通。当他走到我们面前并伸手致意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笔业务没有希望了。我们互相介绍了彼此，然后前辈跟客户开始解析法律服务的重要性，况且对方因为替另一家公司做担保而陷入到一场时日漫长的官司里，他们几乎没有胜算——当然我们也无法帮助客户转败为胜，前辈的意思是经过这样的麻烦后，对方应当意识到将部分合同业务委托给一家律师事务所是多么有建设性。对方显然早就明白这一点，他不满意的是报价单和合作年限。
他不愿做任何让步，因为能解释的问题他都提前想到了，我们没有让他产生眼前一亮的感觉，他想让我们理解公司的难处——年初的预算没有为这笔业务准备那么多资金，因此在我们的总结陈词完毕后，他招呼我们喝咖啡，以便于更体面地结束这笔业务谈判。我的眼神有些游移，每到上午十点半我都有一阵困倦的感觉，因而喝咖啡的时候像是快要干涸的鱼儿跳进水里。
“你很喜欢我们公司的咖啡。”在前辈去卫生间以后，客户收一收领带，笑着对我说。我点一点头，告诉他不必为这笔交易伤神，我在上一次电话和他联系的时候就已经猜到这种结果，我们各自都尽力了，但是双方的预期报价差距太大。他不需要假装惋惜或者营造对促成这笔交易的无力感。前辈回来的时候，我在喝第二杯咖啡，客户仍然沉浸在预算和实际支出的话题里，他很聪明地避开那场官司带来的麻烦，就像避开自己的伤口。这让我想到春晓对我的形容——三个火枪手中的一个，而那本充满诡奇想象和浪漫情调的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你将来有伤口的时候务必好好遮掩住它。沉默是不幸的人的最后喜悦；请您不要把您的痛苦的痕迹泄露给任何人。一头鹿受了伤，就有许多蝇子叮出它的血，我们受到痛苦就有好奇的人吸出我们的眼泪。”大概是这样表述的，此刻我们就是蝇子和好奇的人。我多加了一点糖。在前辈沉默着准备离开的时候，我跟客户花了点几分钟重新整理了一下他官司的时间线，当初他向我咨询法律服务的时候，曾一再询问我，这场官司换一家律师事务所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没有被担保方蓄意欺诈或财务造假的证据的话，更换律师对于官司成败意义不大。”然后我叮嘱了他几句寻找法律援助的注意事项，语毕饮尽杯子里的咖啡。倦意依然没散去，但我有种身轻如燕的感觉。前辈和我离开时，客户将我们送到楼道里。
“我们仍然会考虑和您的事务所合作的，况且两家公司离得这么近。”他客套地和我们握手告别。电梯门关上后，前辈告诉我，不要在业务之外表现没有必要的善意。“每个人都是冷漠的，尤其是律师，保持距离感和陌生感会让你受益无穷。”
中午我接到春晓的电话，她说中午安璐约她以及同宿舍的朋友去学生餐厅吃饭，晚上就不过来了。我失魂落魄地在公司的餐厅吸溜面条，小丝瓜在口腔里戏弄着舌头，没有一点趣味。我中午在休息室里小睡了一会儿。一点半的时候开始在工作台上打字。我有两份文件要处理，一份是即将出庭的律师辩护词，还有一份是杂志社的约稿。我在写约稿的时候很难做到全神贯注，而写作的过程也充满了痛苦。你必须比别人多一副心窍，做第二人称观察的时候还要兼顾第三人称的视角，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那些不易觉察的线索搭建故事结构。我不适合讲故事，因为我一向鄙夷巧合、偶遇以及带有传奇色彩的东西粗制滥造的玩意儿，我们的生活里没有那样的奇迹和冲突，然而戏剧和小说需要，所以将那些玩意儿装饰成贴近现实的模样就是撰写者的任务。我无法保持全神贯注是因为我总是掉入自己挖的陷阱里。有些问题不需要执着于来源和结果，然而一旦它们出现了，我就无法装作浑然不知，然后一连串问题就会找上门来。于是我屡屡拖延交稿日期，只有在每个问题解决以后才把十几页文稿发到杂志社的邮箱。我不敢去修改它，如果再加上修改的时间——无穷无尽的修改、编辑、斟酌措辞，也许直到老死的那天我也不会满意自己所写的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直接把手稿撕掉。最多也只是检查一下错别字。
我写约稿的时候从不避开同事。他们知道我是一名兼职实习生，需要花时间准备一年以后的毕业论文选题以及对成为一名合格律师有所增益的文本材料。而事实上我对法律甚至没有历史学感兴趣，尤其是当我意识到法律本身存在的巨大缺陷以及执行法律的过程是多么艰辛和漫长。某种意义上，它甚至不是为了弱者服务的。尽管所有国家的法律都声称旨在实现正义和公平。因此在面对设计精巧的法律案例时，那种无力感就像一张张披着试卷的幽灵一样反复折磨我的良心。那些浪漫主义要素此刻看来就像布尔乔亚式的嘲讽。多客事务所的客户总是富人，他们常常为一些根本没有胜算的官司忙来忙去，当我接到一份这样的案件时，主管只是让我将辩护时需要援引的法律条款和前事案例的判决找出来，然后明晰地罗列在纸上以供查阅。没有胜算，因为事实和证据已经足够清晰，无论援引什么法律条文和判决先例都是徒劳无益的。那么他继续上诉的意义在哪里呢？
前辈告诉我，有些人上诉的意义就是利用时间去消磨对手的意志和成本，从而赢得和解或者撤诉的机会，况且对手还要继续支付律师费。即便最后失败，他们也可以继续拖延，等对方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假如强制执行的工作存在某些环节的疏漏，那么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多人因为漫长的等待和不确定性带来的心理折磨而选择不了了之，而我们只需要解决好辩护的环节就足够了，倘若再分神于案件后面的工作，恐怕一个案件就能让我们愁白了头。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正盯着阳台上的茶色玻璃。玻璃呈现出朦胧的诗意般的美，将天空的远景与模糊的办公室涂抹成一团迷雾。茶色玻璃像是一面镜子，将我的面部轮廓缓缓临摹出来。我很少照镜子，尽管我有一整个冬天的时间观察自己。我看见眼角的皱纹像荡漾的波纹渐渐散开，一直延伸到面颊和两鬓，脖子下面的纹理被衣领遮挡。可是这不像我，他似乎有点衰老，像是地狱派来的使者，以黯淡的眼神注视着我。我尽量不去和他交谈，我们现在同一个思想沟壑里，此刻我就像是那个困于法律窠臼而无法自救的人，我四处奔波，在法庭和休息室里焦躁地踱步，看着对手在被告席上肆恣起舞。他们在其他场合为勤劳的劳动者合唱，讲一些看似高深莫测的道理，以证明自己的财富出自勤勉而不是掠夺，然而道理是永远无法解决问题的。我闭上眼睛，避免这个念头入侵我的神经，当我无法抵御它的时候就站起来，走到阳台上观看楼下的风景。
午后游荡在街道上的路人唱着歌曲，穿着颜色相近的外套向东面游弋。体育场在两公里以外的一块钢筋混凝土铺就的开阔地上。那里有网球场、足球场、羽毛球场和全民运动室，周末和周中的下午有球赛可以观看，球迷宛如节日般从大街小巷汇集到那片开阔地。也许有时间的话我也该去看看。在完成那份法律条目的收录后，我就离开了办公室。
天色还早，如果春晓迟迟不打来电话，我想在晚餐以前去球场看一看。我曾在大一的时候收到过一位热心的学长的赠票，他说我们去看比赛的时候挥舞旗帜、高声呐喊就足够了。然而我未曾料到的是，我们需要挥舞旗帜、高声呐喊九十分钟，中间只有十五分钟的休息时间。那时是初夏，晚间的空气虽然有点凉，但热闹的气氛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脱去衬衫，光着膀子相互搭着肩膀高喊口号。比赛不像电视直播一样有回放可看，我们一边呐喊一边追踪者飞驰的足球。我的前排是一位老妪，她也跟着我们一起呼喊。比赛结束以后，我的嗓子像是被点着了说不出一句话。我们在大学外的步行街上喝到很晚，以庆祝主队比分的大逆转。但后来这场比赛的记忆随着时间慢慢消散了，我最后一次记起这场比赛是在公车站等候蓝楹的那个晚上。她在美术馆的画展举办得格外成功，应付青年画家们的赞美耽搁了她不少时间，使我在相约的地点苦等了一个小时。那时满载球迷的客车经过那一站，快乐的人们告诉我球队将晋级杯赛的下一轮，我跟着车窗里的人一起欢呼起来。然而随即一个念头占据了我的脑袋，蓝楹将在下一周去南方了，我蹲在夜幕下的公车站里绝望地看着南面。后来我再没有想起这段经历，甚至连正式道别的地方也不记得了，好像在火车窗里比划着打电话的手势，离开的眼神却异乎寻常得坚定。我走到售票地点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姑娘向我兜售短袖球衣。可是这个季节穿这件球衣会冷。您可以选一件宽松的球衣套在夹克外面。我买下球衣并将它套在外面，拿上球票向排在球场外的队伍走去。
晚餐我在球场外的一家披萨店吃的。我将剩下的披萨打包后，准备给春晓打个电话，也许她还在练琴也许在宿舍里和其他人解释昨晚去了哪里也许在整理她的长毛袜子和靛青色的小外套。我穿过两条街才找到能直通象棋小区的公交车。我有些疲倦但是从车窗渗进来的晚风令人清醒，我在梳理着明天的工作和课程，努力下咽困扰内心的那些念头。我再次看见车窗上的自己的模样。线条清晰、轮廓鲜明，神情里藏着难以言尽的愁绪，我的眼神黯淡得像是远处的路灯，被低垂的柳树枝条遮住，悄悄融于黑夜。一站又一站，乘客来来去去，汽车停下又开动，我坐在车窗一侧看着窗外被冷风收集的树叶和流进水栅的水管，蛋糕店没有打烊，橱窗里摆着拿破仑蛋糕、黑糖饼干和桃酥，春晓喜欢吃那种圆形的黑糖饼干，况且离象棋小区只有一站多的距离，我从公车上走下来，买了些小点心。我走在路上，慢慢回味着昨晚和春晓在雨中奔跑，在远处的小亭子里摩挲夜雨，在沙发上吻彼此的手指。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只是享受天鹅绒般的柔软时光，不在一起的时候就回味那些点点滴滴，仿佛每一秒都值得回味，每一秒都值得铭记。我走上楼梯，慢腾腾地掏出钥匙，又把楼道的窗户合上。
当我开门的时候发现屋里是亮的，唱片机里正播放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圆舞曲》，不由得心跳加速，穿过客厅，发现她正坐在卧室的躺椅上阅读。她看见我就眉头舒展，嘴角上翘。
“邱阁，你忙了一整天吗？”
我把披萨饼、黑糖饼干和莲蓉酥递给她，说下午并不忙，去体育场看了一场足球比赛。云城的球赛慢得像是温吞的白开水一样， 比分也是平局，但那家披萨店的馅料新鲜，路过蛋糕店的时候我想你会喜欢这些东西的。
“来点咖啡还是滇红茶？”看见她，我就不由自主地一直在笑。
“只要一点白水。我在看《安娜·卡列尼娜》，看了十五页了。”她把那本书递给我，像是展示她的猎物一样怀着自豪的情绪。
“太厉害了，”我接过那本书，捏了捏她修长的手指，“下午排练完直接过来的吗，有没有吃晚饭？”她说吃过了，原本打算回宿舍，但是有些担心我。
“我也不知道担心什么，有时觉得你想一个迷路的孩子，这样说不准确，像是迷路的大灰狼罗克。”她收起笑容，把我凉凉的手放在她的脖子上。“这会儿你有什么打算？读书还是看电视？”
我把披萨放进微波炉里，打开电视，又把电脑打开，把她拉到沙发上。“我们看一会儿电视吧，尽管肥皂剧让人无法忍受，但我们可以找点以前的电视剧或电影看。”我一边咀嚼着饼干一边敲着字符，倚在她的肩膀上。她调着遥控器寻找电视节目，最后在汤姆猫弹琴的画面上停了下来。她说那是李斯特的那首狂想曲吗。我抬起头说是的，那首杰作我听过不下一百遍，描写吉普赛人的失落和豪放很细腻。她问有什么描写吉普赛人的小说吗。我说《巴黎圣母院》里的艾丝美拉达、《卡门》里的卡门、《吉普赛姑娘》里的普莱肖莎还有《茨冈》里的真妃儿的形象都刻画得很饱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百年孤独》里的梅尔吉亚德斯——尽管他是个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