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等咖啡凉透了的时候才喝下第一口。我承认有点苦，但还到不了难以下咽的地步。我记得上高中的最后一年的入春下午，也许是春夏之交的温暖的午后。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木香调气息。在那个被柳树和香椿以及色泽黯淡的月季共同调制的熟悉气味的年代，闻到一些别样的气息总是让人充满怀念。我在最富青春活力的年纪，脑子却被无数消极的念头填满。比如旷课、自残、撒谎以及整日不语。那时我热爱夜晚，享受午夜时在被视为堕落之源的灯红酒绿，以及用恐怖影片的剧照唤醒衰弱的精神。
我经常穿一件白色睡袍。在对睡衣还没有概念的时候，我就喜欢宽松的衣服，在宽松的衣服里寻找一种特别的心理安慰。我远离学生宿舍，住在距离中学约一公里外的简陋公寓。住在哪里不值得关心，因为即便我住在学生宿舍，我和舍友们也无话可说，如果一定要说什么，不是废话就是谎话。多年前我无师自通学会了说谎，但却不清楚说谎背后的心境，在那之前的一年，我跟毕荔隔着两个城市通信，我们的感情时冷时热，她的眼睛是我无法断绝这份感情的重要理由，有时我怀疑自己只是不甘心处于一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我打开昏黄的壁灯，摊开她寄来的信，一连串短句子如同一杯温开水一样读过或者没有读，因为里面的字句既没有内容也缺乏感情，甚至难以根据那些文字去想象她那双灵动的眼睛。只感觉她像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站在书桌前擦拭水壶和茶杯。“我读过你写的信了，反复读了两遍，又让我的同桌和一个要好的朋友读了一遍，我们像是坐着汽车沿布满月季花的公路做了一次旅行。如你所说，两边是线条柔和的丘陵，山间有放牛的孩子，眼角还沾着黎明凝结的水雾，后座有一个喝醉酒的男人，浑身散发着酒气真搅扰人的兴致。可是我到这里就在也想象不下去了，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旅行，每次出门买完东西就急匆匆返回家里。我单薄的感受无法浇灌这张信纸，况且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值得跟你说的话题，除了这个让人麻木的雨季……”写到这里，她就匆匆收笔，仿佛写信本身比潮湿的雨天更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有过两次私下的见面，但并不是事先约好的，而是单纯的偶遇。我在一家书店里寻找福楼拜的《慈悲·圣·朱莲的传说》，虽然我很清楚学校附近的书店断然不会出现这类冷僻的小说，但我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去找，况且也不是非要这一本，如果有略萨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或者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那就再好不过了。当然我很清楚这些想法都是奢求，能找到一本《岛在湾流中》就该谢天谢地了，因为放眼望去，大部分名著都被故意删减裁切过，有些小说则是童话的改版，即便是老掉牙的故事也要用不伦不类的彩色插画包裹起来。完全没有动过手脚的只剩红楼梦和朝花夕拾。我失望地准备离开，她却正背着书包走进来。我又装作意犹未尽的样子在书架上继续挑挑拣拣。我们开始放肆地对话。然而在听到她第二个问题时我的心就凉了一半。她说你为什么总是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模样。可是我并不是愤世嫉俗的人，我只是有时候不那么顺从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和作息习惯。况且我不那么顺从也不是因为我要同它对着干，而是我认为一些集体主义行为毫无意义——既不利人也不利己——或许有利于训练学生的服从性；至于作息习惯的差别，完全是因为我有顽固性失眠。我们的对话到此戛然而止。离开书店的时候，她似乎有叫住我的打算，动作已经做出来了，她向我的方向伸手，但自尊心阻止了她，况且我们确实无法再攀谈下去，我们的交谈从一开始就变成了论证对方有错这样的零和博弈。
另一次是在晚自习结束后的夜色深沉的公路上。我在两个街区外的亲戚家闲置的一处木屋居住。她在另一个方向的居民社区。我们本来没有可能产生交叉，但这一天很反常，我们居然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相遇了。她说她被告知我离开这所学校，但找不到机会跟我说点什么，我为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温情而颇为感动，但我拒绝透露我离开这里的原因，因为你憎恨一个地方的时候，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建筑每一位路人甚至每一阵风都会成为你离开这里的理由。我点了一杯咖啡。把两袋糖都倒了进去，又用面包片蘸了蘸。她说怪不得你睡不着，晚上居然还喝咖啡。我被咖啡的温度喝退。但苦味一点一滴渗进我的胃里。直到完全适应了咖啡的苦味后，我才说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一幅速写，我是不会来买咖啡的。她追问是什么速写。我说是一套小人书的插画。我把书包里的稿纸递给他，稿纸正面是铅笔速写，背面是一连串音符。这一次我们的交谈格外愉快，像是久别重逢又心心相印的老友。她说有时你像个艺术家，凭借感性做事，有时又像个哲人，对花谢絮飞之类的琐事也要一探究竟，心思缜密却又漂泊不定，像是装着两副灵魂。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我悲哀地发现无论我说什么都像是在把她向外推，一直推到我完全看不见她的远处，而最好的相处方式我事先告诉她，我的世界不欢迎其他人，不必为我的自作多情或者寡言少语费心，倒不如按照陌生人那样相处，只有成为单纯的陌生人，我们才有成为朋友的可能。因而直到半夜她妈妈在这家快餐厅的玻璃窗外找到她以前，我所能做的只有倾听。
一周后我就离开了花城，到云城的中学就读高中的最后一年。我对这座新城市同样没有好印象。倒不是人情方面的原因。甚至没有什么多余的理由——这座城市总是处于修路的过程中。一条公路在修缮，周围布满了黄色绿色的隔断和临时路标，这条路修好了另一条路又堵上继续修。没有不堵车的时候，也没有路面平整的时候。起初我住在一个拼床的公寓里。公寓里还有两个女人和一个面貌清秀的艺术生。学校和我的公寓只相距三百米。公寓里有一台电视机、一张榉木桌和一尊白瓷花瓶。花瓶下面是一张女士和朋友的合影。她们坐在二层床上观看肥皂剧。她们热烈讨论着剧情，还为剧情里精妙的情节设计赞叹不已。我走进去又走出来，屋里有时弥漫起香烟味，暖气片上的干橘子皮色泽黯淡，地板上传来踢踏踢踏的响声，这些我平时不会注意到的东西此刻变得格外坚硬。但我仍旧在那里生活了两个月，一直到第二年开春才离开。我并不喜欢我的舍友们，尽管她们装作对我的学业忧心忡忡的样子，尽管她们时常以约我出去谈心的名义去歌厅买醉。有时我会带着一本契诃夫的小说和她们出门。有时则会拿上两张信纸和一支钢笔。碳素墨水总是不小心沾到我的拇指上。而卖紫墨水的文具店上个月就关门了。文具店一旁是一家馄饨店，这家店的馄饨做得格外饱满，一枚枚馄饨如同一个个吹鼓的气球在汤水里挤来挤去。馄饨店旁边是一家体育用品店，我在那里买过一支网球拍。再往北是一家小饰品商场，每到中午，附近学校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简直要把这家商场的每处缝隙填满。往南是一家网吧咖啡厅。那是我在课余时间最爱去的地方。这里的书店和花城没有什么不同，课堂辅导书总是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
倘若不是夜晚，我跟公寓的舍友几乎从不说话。房东家的宠物狗时常进来巡查。识别异味对它而言易如反掌。它提醒女人们更勤快一点以及起床更早一点。提醒那位清秀的艺术生扎上条纹领带，拉上西裤拉链以便能早一点赶赴下一场艺术考试。他冻得鼻子发红，回来的时候带了一瓶止咳糖浆。那晚毫无意外地，他发起了烧。半夜嘴里嘟哝着胡话，圆眼镜从二层床铺上掉下来，摔成两半。一个女人开了灯，另一个想把他推醒。那时我正在外间的过道里给毕荔写信。写一封描绘腊梅花的五千字的长信。傍晚的时候，我刚把从小花园里采来的腊梅插进白瓷花瓶中。随后我又花了一个小时为这朵腊梅花做速写画。你一定不知道这朵腊梅多么引人注意。不知道微卷的花瓣深处散发着的幽香。不知道花蕊和花药之间的过渡色有多么含蓄。我一边写一边望着手边的花瓶。那时我还没有爱上马雅可夫斯基，也没有爱上柴可夫斯基、德沃夏克和肖斯塔科维奇，因而我只能写出风格类似于拜伦的小散文诗。外面传来一阵阵香烟气。醉鬼扶着墙壁缓缓挪动脚步。我撩开窗帘才发现外面下起了雪。云城很少下雪，有些年份甚至从不下雪。但那场雪在我的记忆里格外明晰，因为它从当晚一直下到次日的下半夜。地上的雪足以没过小腿，雪地上留下一串串脚印。于是我未写完腊梅就一心扑在对午夜雪景的描绘上。城市下雪的时候空气是凝固在半空的，留在地上一张网罗般的影子。路灯如同幽灵的眼睛注视着踟蹰行路的人和经营到半夜的餐车。还是有些喧闹声从缥缈之地隐约传来，我怀疑是谁家的鸽笼忘了锁门，逃出来的鸽子因无法忍受寒冷而发出一阵阵呻吟。如果鸽子不幸坠落在雪地上，养鸽人恐怕一时半会找不到那些身体已经融于白皑皑的雪野里的小生灵们。
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了室内传出的艺术生的嘟哝声。两个女人前后忙碌着，问我有没有必要拨打急救电话。他的体温像是一壶滚烫的开水。然而说胡话的人以半清醒的语调说他仅剩的钱只够考完明天的科目，而难以担负入院治疗的费用，他恳求我将一片阿司匹林塞进他的嘴里。他的嘴唇干涸得如同一层即将脱落的树皮，眼神黯淡无光。我答应了他的请求。又把一块冷毛巾裹在他的额头上。他剧烈颤抖着握住我的手。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端详他那张像是石匠反复雕琢过的雕塑般的脸。我们开始做无意识的对话，我困倦至极，他同样困倦但始终无法入眠，雪地上传来的扑扑簌簌的声音、两个女人睡熟的低沉的呼吸声加剧了我的倦意，但我仍旧守在那张高高的床边，因为他像即将落入悬崖时抓住崖柏般紧紧握着我的手。不知过了多久，半倚在他的床边的我感受到他松开了手，就急忙摸了摸他的额头。他的体温终于恢复正常。我感到一阵眩晕，在自己的床上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我未完成的信纸就那样铺在过道的小书桌上，那朵腊梅速写被一个女人递给另一个，她们叫我起床。那天下午我再也没有见过那名艺术生——他在第二天上午完成艺术考试后就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云城。仿佛前一晚上发生的事情只是出自一场绵长的梦。我照旧和她们去就近的歌厅听她们唱歌看她们和男人们相互喂酒看那些男士穿着油亮的皮衣开车离开再将醉醺醺的她们搀扶着返回公寓。她们像是迷失在雪野的鸽子。那场大雪在记忆里存在的坐标只有那一晚，因为每次回忆起那场雪，我都能感到鼻子前方冒出一股腊梅香气。第二天世界仿佛恢复了原本的模样，结冰的道路依然被截断、被修缮，积雪上的脚印随着积雪一起消失，变成一片肮脏的烟尘。只有向北远眺时能隐约望见高高的山头上裹着白色围巾，无论有没有太阳，地上都没有影子。
我在公寓居住的最后几天是一个人度过的。我和两位女士没有道别，但是房东家的狗事先预料到了这一点，因为我居然在早上出门前忘了喂它，而在傍晚放学后又一次忽视它走上前来的问候。其实我早就受够了它。受够了它趾高气扬地从二楼走下来，穿过狭窄的楼道走进我们的住所，又从窄小的门厅阔步走进路边的小花园里。它踏进公寓的时候甚至能像猫一样不发出任何声响，仿佛要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撞破我们在公寓里策划的阴谋。在写给毕荔的信中，我将它描述为一个刻薄多事的女管家。在那封雪夜写成的信里，我诅咒它被下一位房客遗弃——这被两个女人当做一则不可多得的幽默素材。她们即将在艺术学院毕业，论文早在半年前就已完成，有时她们会发感慨说自己闲得发了霉，有时我们会在网吧咖啡厅相遇，就像我和毕荔相遇时一样，我们以陌生人的方式相互打招呼。那时她们刚刚发现我生活的内容不是只有写信和收信。我会定期为一份报纸寄去寓言故事和素描画。我的寓言故事和别人有所不同，它们大多出自我在梦里的见闻。但我实在无法引起更多注意，我极少更换外衣，即便夹克的最后一枚纽扣已经脱落，也极少有闲钱购买画册、水粉和诗集。零食只有一种绵软的芒果糖和一盒苏打饼干，脚上穿着一双被沙尘染色的黄色运动鞋。我总是压低声音说话，走路的时候半低着头，说不清是为了凝神思考还是为了躲避找上门来的麻烦。有时在检阅生活的时候，你会悲哀地发现按照本心做出的抉择总是置自身于更加危险的境地，得出的结论便是远远避开那些带来危险要素的人。有一种人的抉择比我的更危险，他们或许知道那些抉择会使他通往哪里——通往那种使他更加不堪的境地，但他仍然选择走下去，你问不出理由，他也不会告诉你。他只会说他已经这么做了。他所有的抉择都是为了让自己更迅速地蹈向死亡。
我在家乡就有过这样一个朋友。我们的关系算不上熟络，但我们年龄相仿，彼此总有一些有趣的话题可以分享。他早早辍学后染上了偷盗的恶习，时逢他的母亲因病去世，他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起来。他并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坏人，甚至很难被归类为坏人，他偷来的东西也只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他仍然愿意跟我交谈但不自觉地与我保持一段距离，他说这样能避免他的坏运气沾染到我。他跟他热衷酗酒的父亲整日开战，被他年轻的弟弟厌弃、憎恨，还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串无法愈合的牙印。在我上中学的那一年，他选择了自杀。用剃刀划开静脉，身体仰躺在废弃多年的马槽里。我曾反复询问过，他是否知道那些举动正在将他推向一个陌生而阴冷的深渊。他说他知道，但回头的时候太晚了，我说你只是十几岁而已，他说的确如此，可是已经太晚了。这种对生活故作庄重的感叹我听到许多次，根本原因并不是无力检阅自己的生活。我一直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当他的死讯传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除了悲哀，我居然没有感到一点意外。村庄下午的阳光总是那么温暖和刺眼。我记忆里每一次回去都处在午后阳光的沐浴中，客车摇摇晃晃，像是一座年久失修的座钟，钟摆每晃动一下，发条就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异响。乡野的土地上长满了绿油油的麦苗，平坦的麦场上有时会停着一辆农用货车。水沟呈现一种半干涸的模样，浅绿色的杂草刚刚抽出细嫩的叶子，被东南方向的季风熟练地搓揉着。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听闻到那些悲冷的消息的。我有两个朋友在未成年时选择了自杀。
我想如果他们换一个地方生活，或许一切比想象得更美满。我在离开那间公寓的时候就是抱定了这样的信念，准备在余生的大部分时光里保持一种漂泊感。毕荔寄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隔了一个月才辗转收到，收到的时候我已经完成了高考。那时我很想再回给她，说一些轻松的话题——因为的确我变得轻松了许多，仿佛挂在身上的石头此刻都落到地上，去那间老公寓告别的时候，连平日厌弃我的那条狗也变得温情了不少。室内的桌子上摆满了新玩意儿，酒瓶子、高脚杯、鸡尾酒果汁、插着牙签的水果丁、草莓面包和拌着奶油冰糖的黄桃罐头。桌子旁边的花篮上有一捧百合花和晚香玉，上午的阳光从半掩的窗户照射进来，两只冷漠的苍蝇趴在纱窗上。不用说，这里的新客人特别注重生活格调，她们热情地招呼我进门，礼节比我想象得更加周到，仿佛在举行一次小型舞会，巡查的狗也陶醉在女人们的拍手欢呼中。我的两位年长的女舍友到了傍晚才回到公寓，那时我已经在嘈杂而肆恣的环境里等待了三个小时。我很愿意和女人们一起跳舞，像是放荡不羁的南美人一样紧贴着对方的身体，手不自然地搭在对方的腰上，装作对纵情声色十分娴熟的模样。有时我是浙江眼前的女子想像成毕荔，我曾在一些热情的夜里有过类似的想法，但这种想法总是我产生一种割裂感，她不会这样做，只会感到羞耻和伤感，将我重重推开。她从来没有推开过我，遑论重重推开。但我却一直有这种体验，甚至能感受到她推过来的决绝的力量，我的前胸想被两枚核桃反复敲打一样。我想大约是她信上所说的话带给我这样的感觉。她说她不会去春游并嫌弃玉兰花的香气艳俗，不会坐十五个小时的火车到穷乡僻壤的山林里拍照或是写生，不会在傍晚无人的栈桥上远眺海面，不会在喧闹的歌厅里端详醉酒的男男女女。她只喜欢窗台上的迎春花，丝绦垂在她回家的路上的几株垂柳，一支玛瑙手串和一个满嘴英文的流行歌手。在既往的去信里，我无数次委婉地建议去某个地方体验某种不一样的生活，事实上我也不能确定那些体验能带来什么新鲜感，因为它们常常是我幻觉和梦境的附属品，只有两三次，我很郑重地在长信末尾向她告白。告白的话写得既热烈又严谨，生怕她没明白我的意思。她的回信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没有人胁迫她，那么结果准是一次又一次拒绝。但她的好意我能理解，她尽量不去伤害我的自尊心，而是在那些信里填满了否定句式。她为什么一定要答应呢，况且眼下我没有更重要的考试要去面对。她试着让我接受她的处世哲学，接受在修葺平整的草地上温习功课，在开满水仙花的小亭子里背诵英语，在阴雨绵绵的天气祈祷太阳重现。我宁愿亲近月亮。然而除了那些和爱情息息相关的词语外，我们的通信跟普通恋人别无二致。那个时候我甚至有过一点假想，她会在完成高中学业后接受我的爱情，我们能愉快地在一起生活并且结婚。
我想过我们结婚以后在哪个城市生活。我希望在云城而不是花城，尽管我一点也不喜欢云城，但这里总归让我感到熟悉，这里的道路总是修缮，但并不是每天的风都会卷来沙尘。这里远离海洋，不必担忧海风弄得室内的被褥过于潮湿，不必担忧因为冬季的寒冷而等不到轮渡。她在一封来信里提过她可能会在完成大学课程以后去爱尔兰或者爱沙尼亚或是什么地方留学深造，因而很早以前就下功夫学习英语了，如果她恰巧喜欢那里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并且遇见自己喜欢的居所、书店、手工艺品以及唱片，她就会永远留在那里。我不知道爱尔兰的街道是不是常常修缮，汽车一层叠一层地铺在公路和立交桥上，十字路口总是堆满青色路障和起重机，凹陷的路面上总是储满污水，而行走在大街小巷的路人总是面无表情。都柏林或塔林的情况也许有一些改观，那里有宽敞的教堂和精美的雕塑，屋顶上铺着一层淡红色，黑黄相间的双层巴士从音乐学院门口经过。里面有神态庄重的女人演奏竖琴。你听过那女人演奏帕格尼尼的随想曲吗。那些刷得雪白的墙壁下有一张摆满精致食品的木桌。你会在那里一边欣赏琴乐一边迷醉在下午茶的安静氛围里。我们在做类似的事情，撤走地毯，撤走喧闹的男女和拱桥下静谧的船，撤走酒杯和鲜花以及虚无缥缈的仪式感，撤走月色和午后晴日，只剩下一个人坐在那里，只剩下在那一刻降临的孤独。但她那些畅想出国深造的信还是把我从连续数个月的执迷中唤醒。她没有在意我接下来的信中流露出来的疏离和抵触，而且我已经许久没有再提和爱情相关的故事，没有再提过荷尔德林、里尔克和保罗·策兰。我不能让时间回到二零零三年以前可以假装懵懂任由命运摆布还装作乐在其中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