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内讳
实际上也是家讳，所不同的是指避母祖名讳。
如《宋书·谢弘微传》：“从叔山多，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继内讳，故以字行于世。”内讳也就是“妇讳”，《礼记·曲礼上》载：“妇讳不出门。”
第四、为贤者讳
亦即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讳。
圣讳并不像国讳、家讳那样严格、那样广泛。在封建时代，既有朝廷规定的圣人讳，又有人们自发的为圣贤避讳。圣讳各朝略有不同，一般有孔子、孟子、老子、黄帝、周公等。汉以后皇帝之名有时也称圣讳。
有关朝廷所规定的圣人讳，最早大概是在宋代，而且这时所说的圣人的范围大大扩大。它包括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宋代帝王赐封的“至圣先师”孔子以及亚圣孟子，甚至还有周公等也列入避讳之列。以“道君皇帝”自称的宋徽宗，迷恋道教，因此把老子也列入避讳之列。
宋大观四年，为避孔子讳，朝廷规定改瑕丘县为瑕县，龚丘县为龚县。甚至，连孔子的母亲的名“征在”，在列入避讳之列。从宋代一直到清代，从皇帝表平民百姓，从和面到口头，无不对这个“丘”字避而远之。写起来或缺一笔成“”，或写作“某”，或用朱笔圈之。读起来或读为“区”，或读作“休”，不一而足。从宋代起，姓丘的就因为犯了孔子的讳而被迫多挂了一个耳朵，写作“邱”，一直到五四运动以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一些姓“邱”的学者才愤愤不平地把这个挂了近千年的耳朵去掉，重新姓了“丘”。
在民间也有自发地对圣贤避讳的现象。
宋人郑诚非常敬仰诗圣孟浩然，有一次他经过郢州浩然亭时，感慨地说：“对贤者怎么能够直呼其名呢。”于是把浩然亭改为孟亭。
此外还有两种。
一个是、宪讳。
指对上司官员的名讳。因下属官员对上司长官称“大宪”、“宪台”，而对他们的名字要避讳，所以称宪讳。如晋羊祜死后，荆州人为避祜之嫌名，“户”改为“门”。
一个是、个人讳。
顾名思义，就是对自己名字的避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官僚自恃权势，命令手下人避其名讳，这叫自讳其名。这些旧时官员，他们一方面受君主和上级的控制管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为专制帝王及上级讳名讳耻。另一方面，对其下属、对百姓，他们又改换成另外一副面孔，盛气凌人，让人为他避讳。
吴大臣滕牧丁固二人。滕牧本名密，避丁密，改名牧；丁密避牧，改名为固。二人互相避讳改名，也是一特例。
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另一种个人讳是上级长官或有权有势者并没有要求，但一些下级官吏和身分低微的人敬畏他们的权势或为拍马屁，而避其名讳。
五代时的冯道，历朝为相。一天他的门客给他讲老子的《道德经》，可书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中竟有三处犯讳。为了避讳，门客灵机一动，将这句话改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令人啼笑皆非。
宋代的杨万里任监司，一次出巡察某州，州府的歌妓为他唱“贺新郎”词。其中有“万里云帆何日到”，杨万里听后马上插话说：“万里昨日到”。这使当地太守感到很狼狈，便下令将这位歌妓送往监狱。当时像这位歌妓一样命运的人一定数不胜数的。
“卧槽，这咋避讳呢？”
“这尼玛，在古代起个名有可能整个人当场去世了”
“淦”
“那赵日天回到古代岂不是祖坟都要被刨了？”
“那避讳怎么避呢？”
曹七七想了想，说道：
“古人常需避讳，主要有三种，即改字法、缺笔法和空字法。次要有两种避名称字和改变称呼。”
第一：改字法
改字法是用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以用同义字为最多。此法在秦汉时期已经使用，后代继续沿用。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秦时，改“正月”称“端月”。这是因为秦始皇名政，与正月之“正”本是同一个字，因而避讳。汉武帝名彻，汉朝为了避讳，将二十级爵的最高一级“彻侯”改称“通侯”。
对于帝王或圣贤之名，众所共讳，称为公讳。
公讳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如下几种：
1、改姓。
为避皇帝之讳而改姓。如东汉明帝名庄，班固撰《汉书》，称“庄子”为“严子”。师古注：“严子，庄周也。”称西汉的学者“庄忌”及其子“庄助”为“严忌”和“严助”。又如宋朝著名的宰相文彦博，祖上本姓敬，在后晋时，因避晋高祖石敬瑭讳，改姓“文”。至后汉，复姓“敬”。入宋，因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祖父赵敬（赵匡胤称帝后追尊为翼祖）讳，又改姓“文”。
2、改名。
为避讳，有直接改原名的，亦有只称字、号的。如西汉末年的孔莽，为避王莽之讳，改名孔均。《汉书·蒯通传》：“蒯通本与武帝同讳。”师古注：“本名为彻，其后史家追书为通。”南齐人薛道渊为避齐高帝萧道成之讳，改名薛渊。《南史·谢裕传》：“裕字景仁……名与宋武帝（刘裕）讳同，故以字行”。
3、改官名。
改官名包括了改爵名。此类事在西汉时已出现，上述汉改“彻侯”为“通侯”之事，即为改爵例。改官例如隋文帝杨坚父名忠，隋时，将与“忠”同音官名一一改名，如“侍中”改“纳言”，“中书”改“内史”等。唐朝为避李世民讳，将中央六部之一的“民部”改称“户部”。又为避高宗李治讳，将“治书侍御史”改称“御史中丞”。
4、改地名。
西汉时，为避汉文帝刘恒讳，改恒山郡为常山郡。三国时，吴黄龙三年（公元234年），由拳县野稻自生，统治者认为嘉禾，因改县名禾兴。孙权之孙皓（hào）即位，避其父和讳，又称禾兴名“嘉兴”。今之江苏省南京市在西晋时名建业，后改名建邺（yè业）[8]，建兴元年(313年)，因避愍（min敏）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
5、改年号。
前朝的年号与本朝君主犯讳，亦要避讳。如宋仁宗名祯，宋人撰《新唐书》，将唐太宗年号“贞观”写作“真观”或“正观”。
6、改干支。
中国在汉代即已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时的时间更早。干支名称有固定的字。唐高祖李渊父名昞，唐追尊为元皇帝，庙号世祖。唐人修《晋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等“八史”时，凡“丙”字，都书作“景”，如“丙辰”作“景辰”，“丙子”作“景子”等。
“大家知道[山药]这一称呼是怎么来的吗？”
曹七七问。
“山药之前难道不叫山药吗？”
“还有曾用名？”
“是的”
曹七七道：
“山药是避讳，改物名造成的”
改物名。
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镏，因为“镏”字和石榴的“榴”字同音，便把石榴改为“金樱”；和钱镏同时代的杨行密（为唐淮南节度使，后受唐封为吴王）在占据扬州的时候，当地人怕犯他的讳，便把蜂蜜改为蜂糖。我们在古书上如果看到金樱或蜂糖，应知道这就是石榴和蜂蜜。
改变称呼：
南齐萧景先原名道先，避太祖道成讳，改名景先。
三国时的南京本来叫建业，因避晋愍帝之讳业，一夜之间便改成了建康。唐避太宗讳，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避高宗讳，改成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
五代吴越，避开国之主钱镠讳，把石榴改名为金樱改刘氏姓为金氏。
更有趣的是，汉时因避女强人吕后之讳（雉），雉改称野鸡。山药蛋本来叫“薯蓣”，因避唐代宗讳（予），改名为“薯药”，到宋代，天子英宗名曙，薯便成了禁忌，薯蓣最终有了“山药”这一名称。
众人：.........
这尼玛，就完全不讲道理了。
就听曹七七继续说道：
“此外，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封建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
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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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
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
采用“难知而易讳”的原则，多取单名，尽量用冷僻字，如唐僖宗名“儇”（xuān），明穆宗名“载垕”（hou），武则天自造名字“曌”（zhào）。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
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炟，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叡（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
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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