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云城后，我们的经济情况没有什么改善。春晓的妈妈给她汇来下班学期的生活费，我的生活费在第二个月事务所发薪水后才有了着落，也仅仅只够房租和维系基本的生活而已。维系某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并不需要很多钱，但这对于一个大三学生和一个大一学生来说已经足够有挑战性了。况且其中年长两岁的那个还在不遗余力地搜集书籍和油画，有时还为制造浪漫去买鲜花、红酒以及充满仪式性的小胸针。柴思榕将我的几篇社论交给南方的一家杂志社，他们答应发表但不会给太多稿酬，除非我能源源不断提供给他们一批批新鲜的新闻素材，然后再以矫揉造作、故作幽默的笔法展现在纸上。有些时候我必须证明我是他们的一部分，证明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精致的匪徒、奢侈品的追随者以及不受良心操控的人。有时还要用一咏三叹的修辞手法逗弄读者，美其名曰训练读者的欣赏水平，使他们期待下一期的版面，并且对受追捧的对象尽可能地堆砌形容词，“赞美你不会吗？赞美！”我像是一台停不下来的打字机，接连敲击着与赞美有关的草稿，这样的工作比捕捉灵感简单多了，可是我越来越难以坚持下去，我想是时候跟文字工作永久性地道别了。
春季是在春节后的一个半月倏然降临的。那时我还在为下个季度的房租发愁，天刚蒙蒙亮，我就出门跑步去了。薄雾在天桥上停留了一会儿，走到街道对面的小食摊时我注意到刚刚盛开的桃花，以及若有似无的香气。回家的时候我带着一种久违的喜悦，准备在周末和春晓泛舟湖上，去瞧瞧城南的那片玉兰树林，或许能找到探索新生活的灵感。这段时间我一边竭力应付课程和实习工作，一边让自己接受律师的新定位，这种感觉并不比失恋好受，但我一直在隐藏自己的情绪，隐藏到春晓完全不知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有任何变化的地步。我只是把自己关在卧室的时间变少了，上午和她若无其事地交谈，问她下周的课程和排练表演的安排，有时会和她在户外的烤肉摊上喝几杯，直到睡意来临再步履蹒跚地离开。我必须装作喜欢这种循规蹈矩的生活，装作憧憬未来幸福美满的样子。那时，我仍旧常常困倦打着呵欠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我常去图书馆，每当路过文学区都会绕开，看到别人拿着诗集或者某本我一直想读却又未读过的书，内心不免焦躁。我顺从自己的遗忘，开始有计划地在脑海里删除故事和人物，或者以一些新东西比如肥皂剧的主人公、逻辑不通的情节取而代之。
柴思榕的电话是在这一年四月底打来的。那时我还在中心公园的花坛前吃着棉花糖。天色阴沉，一场从未见过的雾霾袭击了云城，喂完鸽子的小娃娃们坐着婴儿车慢慢离开。中心公园的湖面有种铝水般的色泽，靠岸的这一侧徘徊着十几条金色粉色的锦鲤。当我接听电话的时候，空气里没有凉风，烧烤摊上的炊烟笔直地向空中散去。我对所有外在的信息都有些敏感，仿佛自己做错了什么事情正在接受逃脱不了的惩罚。
“你停止写稿了？”柴思榕用一种恼火的质问的语气。
“我不想再写那些垃圾堆里的东西了，况且也赚不了多少钱。”
“编辑部本期准备用你上个月的稿子，我给你发到电子邮箱里了，你为什么不回？”
“我有半个月没有打开电子邮箱了，生怕里面塞满退稿信。”我礼貌地笑一笑。
“你还有别的稿子吗，一个半月以来没有写别的东西吗？”
“没有，找个有前途的撰稿人吧。”我安慰着她，也安慰着自己，“我不是那块料。”
“或者你来编辑部，或者我去你家附近，我们见一面再谈。”说完她匆匆挂掉电话。
黄昏，我们在楼下的快餐店碰面。雾越来越浓，晚风似有若无地吹过，柳絮徘徊在户外，碧桃树上的桃花已经落尽。我们见面时她穿着一件象牙色的风衣和蓝牛仔裤，给人一种轻盈干练的印象，仿佛去年冬季讨论约稿的事情就发生在昨天。她坐下后只点了一杯咖啡，然后从皮包里拿出打印好的稿件，将其中一些有增删的纸页递给我，让我大致扫上几眼。
“你说过，我有权删减这些手稿，所以我就没有客气，顺利的话这个短篇会出现在下一期的第三版上，第四版是广告页。”她把定稿的样纸递给我。我没有接过来，只说这些事在电话里就能说清。
“受够了写作还是受够了稿酬？”她的表情故作轻松。
“都受够了。我感觉自己已经写不出什么东西了，以前写的也是浪费纸。”我有些言不由衷，但某些时候我的确这么认为。
“你真的这么想吗，还是在一个朋友面前的自谦？”她见我面无表情，“报社付给你的稿酬其实不低，你再多花点精力，情况会有显著的改善。”
“花点精力说服自己去写不知所谓的文案，还是浪费时间在自己不擅长的事情上？”服务生递过来一份薯条和榴莲酥，我拆开番茄酱，“等我毕业后，收入才会有显著的改善。”我准备再多说几句，但看着她的眼睛，我又感到有些惭愧。她出自于某种责任感或者义愤来到这里，规劝我再拿出一些时间做浪漫主义的工作。她洞悉了我内心的秘密，而我无法以冰冷的话回绝她，她眨着眼睛像是努力平息自己的失望似的，半晌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嚼着那些热薯条，她把咖啡喝完后又尝了尝我的盘子里的榴莲酥。
“我的理想主义只针对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这个世界。”我认真考虑着措辞，“我们都知道它有错误，有时候甚至知道错误的成因，但萤火直到熄灭也只能照亮墙壁的角落。我期待好运相伴，但在短时间里这不会解决什么问题，而在精神匮乏之时，我难以保持专注。”
“你不能怀有一颗平常心吗？”她追问道。
“不能。我的心理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我会感到惊恐不安，整夜无法入睡，等待……等待时间将我毒死。”我把所有蚕丝都吐出来。可是时间是一种慢性毒药，我只能在某种专注的状态下消耗它，以避免每一分每一秒都处在苦思冥想当中。她点点头，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她说她很想念春晓，想要上楼等她一会儿。我们一起走上去，一路上我跟她说在扬州的见闻，连下七天的雨，拱桥下的游船，造型精巧的梅瓶以及暮色时分的石板街道，每一处景物都有独特的光彩。在讲述回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意识地修正印象中的扬州风物，而实际上我对连绵不绝的雨和低沉的家庭气氛印象没有那么好。当我们走上楼的时候，发现春晓已经回家，她热情地把柴思榕迎进屋里，坐在沙发上相互倾吐情愫。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挫败感，仿佛我根本无法澄清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且无论我想多么坦率地展示自己的无力感，我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
春晓注意到了我的不安。柴思榕离开后，她坐在旁边询问我喜怒无常的问题。“你需要一次旅行，一次放松，然后再考虑其他事情。”她宽慰我，“我们没有山穷水尽，亲爱的。”她催促我早点入眠，显然她受够了我的黑眼圈和看书时无休止的打盹。
有一段时间我着了魔。被许多突如其来的念头困扰。在一次法律考试中败北，而复杂点的法条一个也记不住，在事务所回答客户的询问时也支支吾吾，好似掉了魂一样。而我身边的同学却像一只只体态矫健的猎豹，他们彼此交换错题本，在会议室里模仿法庭辩论，我发觉自己正在被他们逐渐抛离。这种感觉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有过。那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一些物理学运算题感到陌生，在化学课上记不起元素周期表的排列次序，我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理解理工科知识，不出所料，我在期中考试中一败涂地。那时我被排除出班干部的提名，随即丢掉了那个学期的三好学生，在初三学年刚开始的时候，老师们探讨貌似深邃的话题时也不再想向我提问，虽然我喜欢隐藏在众人的身后，但无法接受别人的藐视。当然那种藐视不仅存在于老师和同窗之间，还存在于家庭和亲戚中间，在那个暑假，我遭受到了多方面的嘲讽，当我向长姐恳求买下一本诗集时，她回答我说先把成绩提上去；当我向城市的堂兄咨询博物馆的情况时，他奉劝我把心思放在学业上。即便我以卑微的语气向有学问的亲戚求解由来已久的困惑，他也以敷衍的回答搪塞过去，仿佛要远远避开我这个小瘟神。我想他们或许是对的。但当我的成绩重新焕发光芒后，我们的关系却再也未能恢复。我们仍旧在重要的节日团聚，但彼此之间除了喝酒再没有别的话可谈。即便喝得酩酊大醉，即便他们试着诱惑我对某件事发表看法，我都会警觉地避开他们，仿佛那张活跃的嘴永久地遗留在初二的夏季。在新的麻烦接踵而来以前，我不得不着手改善法律考试的困局。我开始日日夜夜背诵法律条目，一遍遍温习考试题，在事务所朗声回答客户的疑问，驱散深夜造访的灵感。此外我开始欺骗时间，为自己制定了许多不切实际的目标，大幅度删改以前誊写的辩护草稿。
苦闷的幽灵躲在暗处，我不能不为生活费发愁。学院的助学贷款被一个富家子弟冒领后，我所能争取到的奖学金连年缩水，到大四开学前，到手的奖学金连学费的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一段时间我准备搬出象棋小区，因为我们在六月已经拿不出下个季度的房租，而在律师事务所的实习薪水已经拖延了两个月未发下来。那时春晓已经把除学费以外的所有的钱都给了我，我甚至动过当掉一些唱片的心思。到这一年九月的时候，我的生活境况才有所好转。那时我拿着一篇根据一次真实的法庭审判的案例改编的中篇小说找到柴思榕，让她想办法帮我发表，顺便预付给我至少一千元的稿酬。她没有犹豫就把钱打给我。但那篇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小说直到十月底才登上一个没什么发行量的文学杂志。她把样稿寄给我的时候，还在电话里善意地揶揄我的不坚定：“你逃脱不了文学的诅咒。”我的确逃脱不掉，因为我在写那个中篇小说时，查阅了二十多本中外小说，仔细斟酌过每本小说的写作风格。然而当短时间里不再受经济问题追杀的时候，我就变得懒惰而慌乱，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毫无意义的毕业论文里。
我的毕业论文毫无价值。我希望它有价值，但民法课教授告诉我有价值的论文有较大概率无法通过答辩。他没有解释原因，我也没有追问。我只好按照八股文的格式勾勒毕业论文的轮廓。我见过许多题目和内容极其荒谬的毕业论文。我和朋友们在紫风铃咖啡馆聊天的时候就反复提到毕业论文如何写得毫无才情、毫无个性、毫无内容，以及如何避开论文资源库里的查重比对，尤其是如何让那些被改得满是语病的句子依然能表达出它的本意，而不被查重系统识别为抄袭。
命运就是这么奇怪，在大四这年的十月底，也就是冬季悄无声息来到身边的第一个周末，民法课的彭教授在会考结束后叫住了我。
“《迷失在微山湖畔》是你写的？”他扶了扶近视镜。
“您是说《丛林》杂志上的那个中篇小说？”看到他点头，我也点了点头。
“我读过了，真是一篇好东西。我就说过你总要闹出点响动来。”他手里抱着一叠试卷，脸上带着意犹未尽的笑容，“风格有点像阿加莎·克里斯蒂，还有些普鲁斯特的影子。”我感到受宠若惊，问他何以找到那本杂志，又在那本杂志上看到我的名字。
“我喜爱文学，儿子定了三种文学期刊，我在校车上看到那篇小说的时候首先想到了作者大概是个法律从业者，作者的名字也让人熟悉，我记得你在大一那年得过文学院征文赛的一等奖？”
“没想到您还记得这个，荣幸之至。”我们并肩走下楼梯。彼此分享着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我一直在倾听。我想以他的阅历和成就会有数之不尽的精神财富供我学习，而他并不客气，一边谈论文学话题一边纠正那篇小说里的几处硬伤，凶器如何被无关人等带出凶案现场，凶手为何会躲在湖畔小屋这种显而易见的地方，法庭上的交锋简直像是主人公的独角戏，法官为何会容许他这样肆无忌惮地拖延庭审时间……我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不是故意留白而是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些逻辑漏洞，我一直以为文学故事会像武侠传奇一样天马行空，只要故事情节足够吸引人、语言风格足够剑走偏锋，作品就会大受欢迎。“诚然如此，年轻人，可是即便大受欢迎，小说的漏洞仍然在那里，它始终是个残次品。”我点点头，听他继续讲下去。正午，我们在他家里吃过午饭，师母热情地招待了我，似乎也想听听我们的交谈。
“我本来只想讲好一个故事，除了故事什么都不需要。”
“这样未免太小觑了你自己。你应该更有野心一点，在讲故事的时候需要加点佐料。”
“然而目前我连故事都讲不好，我整日沉浸在一种患得患失的情绪里。”我试着用一两句话描述自己的处境。
“你懂不懂哲学？”
“我喜欢研究维特根斯坦，也喜欢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与时间》就是我的圣经。”
“既然这么精通哲学，为什么你还会受焦虑情绪的影响？”师母问我。
“书本和现实的差距比我想象得大很多。我承认修习哲学会让我在一段时间保持专注，然而这剂药的时效极其有限，周遭纷乱的环境很快就把人吞没。”我为自己缺乏毅力的表现感到遗憾。
“的确如此，你需要一个成长过程。”师母给我倒了一杯茶。
“不要把提升自己当做什么成长过程。”彭教授严肃地说，“你不存在什么成长过程，而是要把这一刻的自己当做完美的自己看待，将这种信念传达到你的写作和法律从业者的身份里。你不能容许自己犯错，尤其不能将犯错当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当做一个必经之路来看待。唯有如此，你才能克服心理上的问题。”
看着我追问的眼神，他继续说：“把自己当做一个挡风板、一个防尘罩、一个遮阳伞。让自己坦然面对疾风骤雨，你要聆听和观察，笔直地站在那里迎接伤害你的东西。你是一个完美的容器，装满委屈和忧虑后你就把它们一次倾空，再装新的东西。听别人的评判和苛责，举凡常人都会面露愧色、无地自容、生不如死。但你要坚持下去，要适应一个完美的自己，一个完美的人不会容许自己像丧家犬一样被环境染色，然后背负着绝望落荒而逃。”
我被他的思维深深折服。这种感觉就像日日夜夜行进在无边的沙漠里，忽然前方出现一支骆驼商队，在骆驼后面有一个烟波浩渺的淡水湖，湖边长满硕果累累的椰枣树，而我感觉灵魂瞬间被一阵战鼓声惊醒。当这次谈话结束后，我甚至忘记了自己如何回到了家，如何把午后的见闻描述给春晓，如何准备晚餐并在晚餐后第一次不依赖葡萄酒就躺倒在床上。
我感到一丝饥饿。感到外面的寒风正在迫近。感到恋人紧紧抱住我，她的气息在我的胸前游弋着，她以为我睡着了，等我的呼吸逐渐平稳后，她才入睡。
我在写论文的时候开始频繁出入图书馆和档案室。写论文只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我在完成案件梳理和法条引用的工作后，开始涉猎一些此前没有阅读过的书籍类型。在十一月我们去海岸做了一次短期旅行。我们在青岛的栈桥上散步，栈桥上盘旋着海鸟，海风引领着波浪冲刷着礁石，斜斜的防波堤上站满了游人。雨只下了一天，我们在一条步行街上游玩，走进街道旁边的酒吧品尝当地最好的啤酒。卖酒少年手托着酒盘从醉醺醺的客人中间穿过，像是一只灵活的泥鳅。调酒师喜欢把蛋清和牛奶揉进鸡尾酒里，他劝我来一杯，但我仍然喜欢马天尼以及所有以琴酒做基酒的鸡尾酒。隔壁桌上的客人希望请春晓喝一杯。
“这是我的荣幸，”春晓喝了一口啤酒，微微皱了皱眉，“不过我男人在这儿呢。”酒吧里的客人们哄笑起来。他们说他们来自陕西，原本准备去刘公岛旅行，但随程的当地朋友说沿海岛屿最近进行封闭演习，他们只好转道来青岛观赏崂山。
“我们刚刚攒够旅行的盘缠，就迫不及待出发了。”我喝着马天尼，和他们热络地交谈着，“品尝点琴酒吧，你会被那种消毒水的怪味征服的。”
我们离开酒吧后又去往一所基督教堂。教堂的门是榉木质地的，上面蒙上一层浅褐色的灰迹。我们走进教堂的时候，一位面善的姊妹正在讲经。她讲话的声音细腻柔和，像是一个母亲在给孩子们讲睡前故事。“你当初给我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时，用的就是那种语气。”春晓提醒道。可是我不记得自己讲过一千零一夜，只记得给别人讲过。春晓冷笑了一声。我们找座位坐下，然后拿起木桌上摞满的颂歌集。春晓在观察歌坛上的风琴和耶稣壁画。白色的石拱门描绘着金色图案，室内宽敞明亮，地毯也十分整洁。我去过三个城市的教堂，每一座教堂都有一种独特的风格，有平民主义的、有大主教气息的还有监狱风格的。我还去过三座寺庙，整体弥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特质，没有留下值得回味的感觉。当我走进去的时候，不得不将自己包装成畏惧神明的模样以避免引来敌意的眼神。这并不是说我没有遇见过那种慈眉善目、博学多识的神职人员，只是这类情况不常见，彼此世界观的差异会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青岛的教堂比我去过的所有神庙要温存得多。我喜欢这种温存，即便我不信仰基督也会信任这里的基督徒的品格，因为这种品格是基督徒管理的教堂所散发出来的，不会有高高在上、藐视苍生的傲慢，也不会给人一种偏执狂、妄想症和强迫症似的街头布道者的观感。
我们在教堂里坐了半个钟头。我找到了一点灵感，但对于创作而言远远不够。我们又在一家小茶餐厅里观赏鼓曲。鼓曲的唱词随着节拍一段一段唱出来，像是沿着水面飞起的石子，客人们坐在下面热烈讨论着，唱词只能听清一部分，也许在说某个时期的英雄传奇。黄昏时分，我们登上了横跨胶州湾的轮渡。在这之前春晓想象过无数次乘船下海的场景。她说海洋洋溢着一种海浪的温情，而涌起的浪花直冲月亮，在某个高度跌落下来，这种图景具有一种跳跃八度的奇妙感。我见过被砂石切削的海浪，见过海浪将一股股掺杂灰尘的泡沫抛向岸边，而岸边只有鬼鬼祟祟的蟹子和贪婪的海鸟。海洋不值得留恋，而渔船上则充盈着一种腌制贝类的腥味。当我们走上轮渡的时候，或许是天色已晚的缘故，轮船上的游客不多，我们有充足的空间感受海浪和海风。然而只是一瞬间，这种浪漫的体验就被强劲的冷风所打断。海上的风浪比我们想象得更肆无忌惮，轮渡在海湾里飘摇着，像是一个巨大的摇晃的秋千，游客们大呼小叫，从这一端跑到那一端，客舱的座位上不见一个人。我们站在船尾的甲板上，看着海水向后涌去，远处是一艘艘入港的货轮。
“想没想过在海边生活？”春晓以一种试探性的语气问我。
“仅仅是想过而已。”我停顿了一下，发现左侧的舷窗里一对情侣正在激烈争吵。寒冷的海风渗透到身体的每一处，好似自己要被海风劫持。“如果是亚热带的海岸会好一点，北方海边的冬季太漫长了。”
“漫长的冬季有益于沉思，”春晓漫不经心地说，“我们在冬季各取所得。”然而大海并不是弥漫花香的田园小径。我丝毫不相信海洋会带给人浪漫主义畅想和从未有过的灵魂体验，因为美景对我来说越来越干枯，尤其是当海风缠绕着我的躯体时，我感觉到一种要摆脱冬季的冲动。一直以来我都爱冬季就像自己出生在冬季并将死于冬季那样。可是我对冬季的爱仅仅在于那种包裹感处在一种温暖的境地维持冷空气与体温的短暂平衡。但不是被寒风驱赶着离开也不是让潮水变成湿冷的蝴蝶飘进无法紧闭的窗户。海潮的暴躁与月亮有关，但我无法因此责怪月亮多事，海潮咆哮着冲击海堤，只是恰巧它们在那里相遇，只要夜间不出海，我就不必担忧迷失方向或者迷失在冷风纠缠的冬季。夜幕已经拉开了，轮渡上的灯亮起来，游客们彼此看着对方的脸，又望着黑茫茫的海面。世界突然变得格外渺小，码头方向的光也变得迷离起来，像是一颗颗坠落的星星。可是星星在这个夜晚隐匿了形迹，只有露出半张脸的月亮。从海面上看月亮会感觉特别近，像是贴在月亮的脸上端详似的，她脸上的褶皱仿佛也能看到，她总是追随着你往前走，她呼唤海潮并把一股股浪花搅拌出泡沫，再吹一口气让它们自行其是。好在这条航道并不远离海岸，我听见前面的人呼喊看见对岸码头的灯了。我们已经适应了海浪，也适应了带着腥味的冰冷的海风。
“你会在这里居住吗？”春晓依然没有摆脱那个话题。
“我会，”我只好服软，因为如果我拒绝回答或者表达委婉的抗议，这个话题仍然会在某个时候被提及，“在那里或者那个有灯的地方居住。”我用手随意指着狭长的北岸。这个时候我本来该为轮渡即将靠岸而欣喜，然而我的胃部在此刻拉响了疼痛的警报。春晓认为我有点晕船，但事实上我并没有想要呕吐的感觉，只有一种针刺般的痛苦在折磨着我，也许午餐里有些难以消化的东西也许我不该喝那杯烈酒。上岸以后，我独自在码头前方的街道上徘徊。我为自己的痛苦寻找理由，以避开可能消化不良的晚餐。但首要的问题是我们可能要乘坐海底隧道的汽车返回住所。
路上我变得虚弱起来，我想可能会是一场不速而至的肠胃炎，但我仍然有种想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的冲动。没有人能抵挡这种怪异的体验，就像是在刀尖起舞时还抛掉了舞鞋。躺在床上时，我感觉好多了，既不用呕吐也不用多服苦口的药物。只要这样躺下来，只要电视里播放那种毫无逻辑的无病呻吟的电视剧就好，我就能躺在床上什么都不用想，没有比这更陶醉的时刻。然而我知道时间总是短暂的，我必须在黎明以前整理好情绪和身体，避免耽误第二天的行程。我无法接受早晨的太阳从相反的方向升起来，可是它真的这样做了。我再次失去了方向感，早晨对我来说就像黄昏，当吃完早饭的时候，我们去博物馆参观，我用小笔记本记录着玻璃罩里的每间器物，尤以明清时期的鎏金铜像、玉器瓷器最为惹眼，但我的注意力逐渐变得涣散，像是喝醉了酒一样感到晕眩。我想是肠胃炎的某种症状，也有可能在凛冽的海风里患上了感冒，我让春晓继续参观，而自己坐在展厅外面的长椅上翻看笔记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睡着了。
当我醒来的时候，春晓提醒说我们该回云城了，也许我该去医院检查一下。我也觉得有些疲惫，但在回程的火车上我开始动笔写一篇侦探小说。那是我写过的篇幅最长的小说。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度以为自己还在青岛，还会在傍晚或者早晨去海边漫步，看雾幔忽然袭来，或是一阵冷雨不期而至。我们躲进德国风情街上的一家小茶馆。春晓问我这些造型别致的住房如今在什么人手里。“我想是高官或者使节的宅邸，也有可能作为一些机关单位的办公场所。”那时我在想，倘若一个狡黠的罪犯躲在这些优雅的建筑里会发生什么。不仅如此，罪犯应当具有卓越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他天然适应这种典雅的舞台，对所有人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虽然结婚多年，但他不可救药地掉进一个爱情陷阱。他的情人比他更风流，可是在一系列艳遇后不幸染上了赌瘾，她日思夜想如何能在赌桌前翻盘，但每一次都铩羽而归。她的旧情人们仍旧不罢手，不断催促她向亲友借贷，最终这些惊人的债务被转嫁到他身上。当债务链破裂后，她逃之夭夭，而他却被催债公司反复折磨，他为保护妻子不得不选择离婚，然后一边勉力应对追债者，一边凭借精明的头脑寻找她的流放地。她已经隐姓埋名并且又找了新情人，住进了与他相隔几堵墙的精致别墅里，他在某个夜晚发现了她，他们争吵不休，寒冷的雨夜和呼啸的海浪让这场争吵没有被太多人察觉，最后不可避免地，争吵演变成一场凶案。然而，变成凶案的关键究竟是什么呢，无休止的债务折磨会不会是主要因素？
罪犯肯定对情人的欺骗无法原谅，他曾一次次被她灌醉，然后在药物或者酒精的作用下为她做资金担保，为那些欠条签下自己的名字，当他醒来时或许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事实上他的朋友们层规劝过他，那个情人常常坐上去往境外的航班，但他自负地认为情况还在掌握之中，那个女人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他如此俯首帖耳。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描述越来越苍白无力，我发现自己的笔端无法描摹出这样一个倾国倾城又自甘堕落的女子。我试过以见过的无数女性为蓝本去创作，但却很难找到她们身上存在那种非凡的诱惑力，如果这个女性不够妖媚，那么罪犯只可能因为债务杀人，而因债务杀人的情况在这样卓有魅力的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他只有一种可能杀人，那就是失去爱情的懊恼和绝望感。我只好先绕开对这个女性的描绘，先将整个故事呈现出来。
我在回到云城的半个月后，就完成了这篇中篇小说。可是我对那个女性的描绘仍旧缺乏说服力。她具有怎样的魔力才能随心所欲地折磨那些男人并且最后被那些男人所害呢。当他们意识到再也无法得到她的时候，这些恼羞成怒的懦夫就决定毁掉她。而她热爱浮华的个性为自己的堕落埋下伏笔。我在做这样的沉思时一直在看春晓。春晓有俊俏的相貌和勾人的眼睛，还有坚强的性格和内敛的韵味，然而她不够媚。和我结识的女人都不够媚。蓝楹天性冷淡，圃薇含蓄节制，春晓身边的姑娘们仍然处在天真的年纪，而我在事务所和文字工作中认识的女性都戴着一张严肃的面具，会有那种自内而外流露出妖媚特质的女人吗？我无法说服自己，也无法说服别人，这使我在修改这篇小说的时候充满挫败感。当我把第二次修改成型的书稿寄给柴思榕后，又专门给她打了个电话。
那是一个初冬的早晨，我在打完香蕉奶昔后，准备叫醒春晓。但一种惴惴不安的想法使我拿起手机，我担忧自己的文笔没有说服力，况且后面的法庭对峙和罪犯在服刑期间的描写有些画蛇添足。前半段完全是在写景，写胶州湾的美妙见闻，并依靠想象力来描绘德国风情街上的建筑物的内饰以及居住者的身份、家庭以及就职单位。简直毫无逻辑，一切描绘都是多余的。我迫不及待地打给柴思榕，让她把那些累赘的臆想的文字统统删掉，一个字都不留。
“全部留下，一个字都不能删。”出乎我意料的是，柴思榕拒绝了我的请求。
“可是我不敢再多看一遍，缺陷显而易见，我不能因为已经写完了就欺骗自己那些问题不存在。”我想起了彭教授的教诲。
“可是那些不是缺陷，而是精彩之处，是支撑人物活动的基本框架，失去它们你的人物就变得缺乏生趣，像是扮上戏服的演员。”她笑着说，“只不过……”
“女主人公的形象不够丰满。”
“有一点，可是我感觉足够好了。”她仍然有些犹豫。
“那你的疑问是什么？”我问道。
“我觉得篇幅还可以再增加一点，相信我，没有哪篇比这个更适合填充成长篇小说了。”
我收回了这篇手稿，准备按照柴思榕的想法将其改造成长篇小说。我的想法的发育是缓慢的，花费了不少时间来搜罗长篇小说所需要的素材，这些素材的运用上存在断裂感，因为我很难从两个通常的句子或段落之间硬插进一段看似深沉的想法。况且对于一个长篇小说来说，一段感情故事、一个凶杀案、一个主人公总显得单薄了点。
然而直到春节来临，春晓和我第一次回到九石老家的时候，我的扩写工作也没有完成一半。我有将近三年的时间没有回过家，父亲在这段时间里出现了酗酒的后遗症——四肢麻木的症状。我和母亲在火炉边聊天，像是在电话里那样随心所欲地聊着，春晓坐在母亲旁边，帮助母亲摘菜。姐姐和姐夫在家里只度过了一个下午，他们和我交谈的核心内容是准备在哪里长期生活以及结婚以后的事情。从任何角度来看，我只有云城这一个选择，当然如果我能后退一步去花城，也许情况会好一点，花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比云城节省得多。我的话题永远离不开梦境。在刚到家里的第一个晚上，我就梦见自己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赶去初中学校修改黑板报，黑板报上写满了彩色的粉笔字，窈窕的女教师逐字订正，阳光正好照在我的脸上，灵魂不仅在躯壳里颤抖了一下。有时我会停在路上等待，我也不知道在等待什么，自北向南的公路没有一辆车和一个人，只有卷着西北来的沙尘的北风打盐田上方经过，我回避遇见的人们，回避他们的称赞或者嘲讽，我的衣服整洁却露着破洞，鞋子和脚蹬结合得也不够致密，只在一个多蚊虫的夏季，躲在一片苇丛里阅读闲书的时候，你才能忽略我的所有问题。
回乡之旅唤醒了这些诡奇的记忆。我明明记得自己在公路上骑行十五公里才能抵达初中学校。可是当我们辗转一个又一个地点以寻找驶往家乡的汽车时，我惊讶地发现所有与记忆有关的内容都被置换了。路不再是从前的路，村庄也不再是从前的村庄，只有路标还是清晰的。有些路被拦腰斩断，有些桥梁被东移了数百米，大地上布满白色的巨型风车和突兀的油井架，湖面接着厚厚的冰，枯草和沙土营造的浅黄色是大地唯一的颜色。跋扈的看门狗对着路上的行人叫嚷，满载化肥和草料的汽车沿滨海大道向海岸驶去。大部分建筑还是三年前或者五年前的模样，只是比以前陈旧得多，好像经历了半个世纪。我们穿过一条公路，在五百米外的一个加油站等车的时候天空开始下雪。我记得这里的雪。当雪下到没过脚踝的时候，学校会提前放学，雪地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脚印。夜晚，那些脚印上方会出现一盏盏造型别致的灯笼。
他从车里走出来。我们许久没见面了。上一次还在北面的丛林里，而北面的丛林东侧有一条河，河面上飘着渔船和一股股从渔船烟囱里冒出来的烟。芦苇向北看不见边，我在那条船的南面出没过，并在一次未竟的短途步行中遇见过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我们许久没有见面，但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的地点在一个草堂里的竹席上，那时正值盛夏，切开的西瓜有些生，裸露在外的西瓜籽呈浅黄色，瓜皮堆在草堂外的柴垛上，柴垛下面有一对劈好的木块和两把被烟熏黑的斧头。我们在下象棋。我在不知不觉中输掉了五局，在阳光黯淡下来的时候准备告辞离开。但我仍然听完了他讲的故事。他说，上一年的秋季他出门经商，为花城的一家商场运送瓜果，其中的一些龙眼、荔枝还有芒果他都提前品尝过，并且在午夜的电脑城里一边拨弄鼠标一边品尝剩下来的果实。“你一定喜欢热带水果兑入烈酒的味道。”他在讲故事的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
“我在花城的棕榈街道的电脑城里享受网络游戏，你想没想过一整晚对付怪兽的乐趣，或者骑着一匹枣红色的小矮马在中央城市和土匪山寨之间来回游走。游戏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马匹和以玄铁打造的宝剑使人产生一种纵横江湖的快意，我想到了闯荡江湖、锄强扶弱的侠客，在那样一个炎热烦闷的夜晚我进入到那个神奇的角色里。你说得对，我也认为自己身上担负着某种使命，我在寻宝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的前世记忆，你一定想象不到这个记忆深处居然还有前人留下的暗示，某个隐蔽之所埋藏着一袋明清时期的铜币以及出海的路径。自生下来，我就一直期待出海，奶奶说海湾里的一处绿岛上有一排腐朽的木船，木船上留下了许多民国时期的弹孔，在木船的舱底有许多铜板和银币。可是我们的乡村和海岸之间被一块块破碎的池沼填满，轮船还未靠近码头就会搁浅在盐滩上，经营盐滩的人卷走这里的财富，而我们的村民只得到了累世的贫穷。在发觉那个古老秘密以前，我已经失去了对大海探险的兴趣，我只想靠赚取瓜农和商场之间的差价勉强度日。也许我还缺点什么。我没有意识到我所欠缺的在那个晚上悄悄降临。”
“那晚，我在喝过掺有芒果汁还是百香果汁的烈酒后，准备再打一局就睡觉。我准备睡在柔软的电脑椅上，那里有无数彻夜不眠的年轻人，附近二十四小时的快餐店员将打包好的小笼包和面条送到网吧前台，敲击键盘的声音盖过电脑机箱的嗡嗡声，有时从楼上传来一阵激烈地争吵，有时从闯进来的中年妇女拽着一名少年走出门外，我喜欢嘈杂和夜生活，但唯独不喜欢这里的环境，黏腻腻的空气里充斥着烟草味和如雷的鼾声。但在这里过夜是最经济的选择。那个女人就在那时从一排电脑前走过来。她跟我搭话说电脑游戏卡在一个蓝屏界面，她需要我的帮忙并且会以一瓶啤酒作为回报。你见过她的模样，虽然从来没有直视过她。她的头发染成浅褐色，虽然矮了点但体态优美，眼睛像是上了弦的闹钟时不时制造出一点声响。我第一眼就被她迷住了，我想你一定会有这种体验，一个女人正在想方设法地接近你。当晚我们走进网吧一公里外的猎人酒吧，冷气吹得人格外舒服，我们只喝了一瓶崂山牌，味道像白水一样寡淡，她付不起更昂贵的啤酒。我们喝过酒以后在台球桌前玩了两局，我并不经常来这种地方，更不懂得和女人搭讪，尤其是她们拿着酒杯在舞池里摇头晃脑的模样令人不忍直视。但我身边的这位不一样，她看我感到不适就径直带我去她租住的地方休息。我完全没有预料到情况会朝无法预知的方向发展，我准备拒绝她但她吻住了我的嘴，就在酒吧外面的小彩灯广场上，那时候还有许多放了暑假的年轻人在周围游荡。接下来情况就简单多了，我们在一起同居了些时日，她领我去见她的家人和朋友。”
“可是我感到疑惑。我有种直觉认为那不是她的家人，另外一些也不是她的朋友。如果他们是她的家人就不可能允许我们在一起同居，自然不可能欢迎我的到来，可是他们的确那么做了，他们热情地招待我简直像是招待一位翘首以盼的贵宾一样。这使我感到受宠若惊的同时也让我有些疑惑，我以怀疑的眼神打量他们和她，她总是避开我的眼睛，在我的视野之外打电话和发短信，她总是忙忙碌碌、神神秘秘，却丝毫不提陪我回家探望家人的事情。我觉得自己正在和一个影子恋爱。我怀疑我们之间不存在爱情。当她在一个深夜去楼道里接电话的时候，我跟踪了她并且听见她口中说出‘猎物’两个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天醒来后我准备和她摊牌。终于不用相互欺骗了。她开始听之任之，我把半个月的房租交给她，然后打包好所有物品准备离开。关上门以前她终于痛哭起来。她说她离不开我，希望能在她坦白之后把她带离这里。正如我所预料，她在为一个传销点服务，她要发展下线为此欺骗过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她一心想要赚到一笔大钱，哪怕为此付出良心和灵魂。可是在遇见我以后，她迟迟没有行动，她想再等一等、再拖一拖。她最后问我：你愿意带我回家吗？”
“我当然愿意，然后我们结清了房租后就回到了九石。我把她安顿在自己家里，父亲母亲很疼爱她而她表现了楚楚动人的模样，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谈论订婚的事宜了。我必须和她去一趟她的故乡。出乎我的意料，她在一个很远的南部省份。我们是在这年春季去到她家的。那是一个挂在半山腰的小村庄。她的旧居一贫如洗，父母在看见她归来时完全没有那种惊喜的神情，反而责怪她有两个月没有往家里寄钱。我隐隐感觉到恐惧，果不其然，她父亲在接过那些见面礼后就步入正题，向我开了一个惊人的订婚价格。是的，他的意思就是把女儿作为一个等价物。我说短时间里拿不出那么多，况且价钱还要同家人商量，以我退学后数年做生意的收入，也不过刚能凑齐其中的一半而已。我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尽管为此我哭了一路，在火车的卧铺上开始生病，回九石养了一个月才逐渐恢复过来。那时母亲张罗着再为我寻一门亲事，但在这年夏初，我准备落脚在花城郊区的一个小镇上时，那个女人回来了。你能相信吗，她回来的时候梨花带雨，像是一只被鬣狗追杀的小矮马，她说她一路出逃，花费半个月的时间才从南方跑到这里。她说她会永远和我在一起，但同时劝告我在准备一些钱以便能从她父母那里得到办理结婚证的必要手续。”
“我们在小镇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在准备去花城贩运水果的时候，我把她安排进小镇的文化活动室里看管器材和文件收发，为此颇费了一些功夫。我在花城度过了十五天时间，每天都会给她打电话，但不是每一次她都能接到，我想她和我一样在为未来的生活忙碌着。当我半个月后回家时，她依然和往常一样，但文化活动室的老朋友告诉我，注意一点你的未婚妻。她跟活动室对面的酒店老板每天出双入对。你无法想象那一刻我是什么感受。但我心存侥幸，因为我无法想象我们的感情会在我即将筹齐她的‘赎身钱’的时候遭受无端的背叛。我找到她，想旁敲侧击地了解她的想法，没想到她一股脑地向我坦陈了全部。她说她原本只在办公室里闲来无事，对面酒楼的老板时常过来打打球，就和她聊起来。他丧偶不久，家里有一个孩子在上学。紧接着他每天都来找她，每天都坐在她的孤零零的办公桌对面，每天为她带来早餐和午餐，然后说一些甜蜜的情话。她说从来没有听一个男人能说这么多情话，而他的穿衣品味和装束搭配也对她的胃口。看在那些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表的份上，看在他流着眼泪向她哭诉残缺的家庭的份上，看在他每天都跑来听她念叨穷苦的家境与坎坷的经历的份上，她决定施予他一部分爱，并准备在我和他之间的危险钢丝上小心游走。她试过这样解决问题，通过瞒着我来跟他交往并使对方相信她会在短时间内解除现有的婚约，他对此感激涕零并允诺在两人订婚后为她的父母提供一笔赡养费。对我们这些饱经贫困的人来说，为钱嫁给一个不爱的人不会背上什么良心债务。”
“我们是在麦秋来临前解除婚约的。我没有将整个故事告知母亲，只说她的家人把她带回了南方。母亲说菩萨保佑那个可怜的孩子。我随即将三个月前买来的房子转卖出去以彻底告别那个伤心地。转卖出去使我亏掉房价的四分之一，而她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她向我告别的时候几乎没有忧伤，而我因为那一个月的养病时间消耗掉了对她的留恋。我今天向你提起这个故事并不只是让你——我幼年时最好的朋友分担这杯往日的苦酒，而是告诉你这个故事的结局。一个半月以后我去花城送货，整整一车厢白兰瓜从美浓南部的蔬菜大棚运往花城商场，黎明时分我们完成卸货和清算。在商场的时候我看见鱼池的老板送去的无数条活蹦乱跳的鱼，屠宰场运来的新鲜猪肉一只只盖上检疫的戳送进冷冻库，鸡胸肉、鸡腿肉和鸡翅是提前分类好的，只需要逐个放进透明的冷藏柜里，后厨的烤箱里正在调制烤鸡和熟食，再过两个小时商场就要开门纳客了……在结清账目后，我驾车去小镇的朋友那里一趟，顺便把他最爱吃的一箱无籽葡萄带给他，以感激他半年来对我的无私帮助。我们见面后没有喝酒，只是多聊了几句就驾车离开了。临走前他告诉我说，那个背叛我的女人半个月前被那个男人赶出了家门，她如今在小镇南面的一个香油作坊当店员，她委托他找我，但他一口回绝了，他说这是报应不是吗？我在返程的路上没有预想中的幸灾乐祸的感觉，反而为她感到无比悲伤，这是她的命运，事实上也是我的、我们的命运，我怨恨过她、咒骂过她，想过和她同归于尽，但我并不希望她过得戚戚冷冷，我希望她每做一个选择都会离幸福更近，可是……”
他终于没有说下去，而我显然也明白他想表露的复杂情绪，以及他在下棋的时候频频皱眉的原因。他要赢我是不难的，自然不需要皱眉，他只比我大两岁而且容貌俊秀、身体修长、踏实能干，让女人着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然而此刻他像是老了几岁，眼角突然冒出一叠皱纹，嘴角始终紧绷着，仿佛正在承受身体的某处伤口的折磨。那时我还没有受过情伤，但对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悲悯感同身受。“她还年轻，还有无限的机会供她挥霍。”我劝慰他道。有无限的时光和男人让她选择，她早就掌握了在不同男人之间游走的秘诀，又何必悲悯这样完全不需要悲悯的人呢，值得悲悯的是那些殉情的人，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的女伴说过，为了钱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是婊子的下下策。我祝愿她在挥霍青春的时候屡屡碰见负心的男人，这才是她们这种人应得的。我的恶狠狠的话在今天仍然回响在脑海里，我为我的朋友抱不平，我为他的感情经历而惋惜，我和他一样惋惜那个女人，可是当我真的去评价她的时候仍然不免鄙夷她的为人，并在轻蔑的嘴角里挤出一丝冷笑。我的恶毒被我的朋友看在眼里，他居然露出了微笑——自从我们幼年结识以来，他从来没有见过我以这样恶毒的话诅咒别人，也许他感到一丝友谊的安慰，这段爱情故事的分享也就告一段落，我临走前，他还是叫住了我。
“邱阁，阿里萨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