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自己和凤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音乐厅，而不是大学外面的花圃。在跟蓝楹告别以后，我很少关注花圃里开的那些花，有的时候我不禁怀疑它们那样娇艳地盛开是不是为了取笑那些失意的人。在那年春暖花开以后，我花了不少时间重新布置生活。律师考试和勤工俭学使我忙碌得晕头转向，我曾注意过一些美丽的年轻人，在银行门口徘徊着等待取钱，在衣帽店的橱窗里摆弄小玩具。亲近她们，你会感觉自己年轻了几岁。但我避免和她们交谈或者产生其他方式的交集。闲暇的时候，我喜欢在洗过头、刮过胡子以后流连在小咖啡馆里。
我并不喜欢在业余时间沉迷在网吧，尽管这里的每条街都有一家网吧，里面装满了光着上身出来逍遥的孩子们。我当然希望将仅存的热情寄托在虚幻的网络里，并从中找到一些成年人的乐子，但每当白天醒来以后就会感觉自己的人生过得糟糕透顶，验证了别人对我的厌弃是多么合情合理。我认为自己无法抵御夜晚的诱惑。有些夜晚我在回到住处的路上都会萌生一些驱赶空虚的念头，但每一次我都会被沿途酒吧的彩灯所吸引，必定要喝一杯、熬到午夜三点才有回家睡觉的觉悟。我不会跳舞，但酒精可以让人不由自主地走进舞池，迎合着节奏夸张地扭曲身体。那会儿我已经摆脱了蓝楹的阴影，再去消耗圃薇的光阴就显得有些卑鄙，况且我缺少那种利用同情心博取怜悯和爱意的热忱——这种流淌的爱意到最后不免变质。
我认为自己的确苍老了一点。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我比过去变得更加内向和孤立了。这并不是说我拒绝与人为友，或者内向羞涩到不肯与别人主动交谈的地步。而是你常常会发现一些交谈是毫无必要的，这是因向完全不了解某领域却喜欢对其大发议论的人阐述条理是徒费口舌，事实上他们并非只针对一个领域——而是喜欢对所有领域都指指点点，最后不免因为浅薄的言辞和鄙夷的语气而陷入一场绝望的争论。当交谈即将滑向争论的时候，我会迅速闭上嘴，并且强调我只是这个话题的门外汉。有时我适合充当一个倾听者。听见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捆绑着金钱和欲望从高处跌落。我并不注意自己穿着的浅灰色衬衫会带给别人一种柔和感还是压迫感，担任好好先生的十多年里我对自己可有可无的角色已经信手拈来。
入秋的时候我已经搬离洛水小区，在距离学院只有三公里的象棋小区找到一处住所。那是一间旧楼房，室内的摆设陈旧而简单。三只木沙发，一个胡桃木茶几和小电视柜，卧室里只有一盏落地台灯、一张双人床和一组衣柜。屋里有一股浓重的烟草味，看来上一个房客是个爱吸烟的人。我刚住进去的时候几乎没有动过客厅。我几乎不会在客厅里活动，书架被我放在卧室里，每次走进家门，我都穿过客厅直接坐在卧室的躺椅上阅读涉及民事法律的案例合订本。因为从小对灯光的亮度格外敏感，我为台灯换过两次灯管，阅读诗集的时候打开唱片机，听男鞋听过无数次的老掉牙的钢琴曲。当然，我倒不是每天都过得这样惨淡无趣，有时拿起《岛在湾流中》或者契诃夫的书信集阅读一会儿，有时打开电脑记录一天的生活经历，有时在电话里讨论一些法律条目的表述是否严谨妥当。我认为自己在呼吸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然清新的空气，而恰巧这年秋季菊花开得特别早，十月刚过，万花园的菊花展就吸引来无数的游客。秋季的云城永远是阴云密布，但下雨的时候却格外少，每当看见那些虚张声势的乌云时，总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兴味索然的情绪，但有菊花和美酒的陪伴，人总会显得精神抖擞不少。在经过学院门口的花圃时，我背诵起林黛玉吟咏菊花的诗作：无赖诗魔昏晓侵，绕篱欹石自沉音。一名女子朝我看了一眼，她的同伴说这里果然有诗人。我并没有意识到的确有一个名为诗歌朗诵班的小组在这里出没。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坐在青草地上字斟句酌地朗诵菊花诗。他们倒不都是来自文学院，有些医学院和工学院的大一新生也来这里凑热闹，他们在军训时被晒黑的脸很有辨识度，那些单纯的笑容更容易辨认，他们笑起来总是特别灿烂，眼睛完成一条柳叶，酒窝从嘴角两边慢慢绽开。
我是从旁边的女子口中得知音乐系将在音乐大厅举办一场名为“金秋十月”的音乐会，音乐会将持续表演七天。往年也有类似的节目，但我很少留意这一点，况且我对人头攒动的场合总是保持一段距离。她们热烈讨论着自己会在这场盛大的表演中担当什么角色，以至于对音乐会的讨论比诗歌更热烈，仿佛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乐器和演奏曲目，受他们年轻的光彩感染，我站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笑。当他们问起我有什么擅长的乐器时，我抬头说蓝调口琴算不算。当然算，可是音乐大厅从未有过蓝调口琴的独奏。他们笑起来，我也跟着笑，我说我很喜欢大提琴曲，舒伯特的降e大调三重奏百听不厌，小提琴曲里，安妮·穆特演奏的四季也是我的最爱。
“我没有条件学习乐器，但我很钦佩手指在乐器上跳舞的人。”
“我欣赏你谈论音乐的方式，”那位轻盈的女子看着我，“穆特也是我最喜欢的演奏家。可是如果维瓦尔第愿意去听那部杰出的协奏曲表演，想必也是冲着卡拉扬来的。”
我点一点头，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卡拉扬狮子般昂首挺胸的姿态和那头柔和的银发。诗人一般的卡拉扬。我作为欣赏者无法给出更专业的评价。但年轻人们还是善意地笑了，于是各自分享起了自己最喜爱的那些演奏片段，菊花诗就这样被闲置一旁，直到一位诗人扮相的青年为大家朗诵陶渊明的作品，草坪上的人们才安静了下来。
我仍然没有拿定主意去看音乐会。没有吸引我去观赏的动力，尤其是当我拿到演奏曲目的名单时，每首乐曲我都听过无数遍，以至于我已经无法从中再获得新的灵感了。与此相比，我宁愿花时间重温一遍《红楼梦》。然而在一周后的音乐会开幕式上，我还是说服了自己，在傍晚七点的时候穿上一件西服，胸袋里扎着一枚灯盏花，在喝完那一天仅剩的一点咖啡后来到音乐大厅外面。艺术大楼比我预想得热闹许多，忙碌的人们将一把把椅子带进音乐大厅里，说大厅里原有的座椅已经不够用了，还有为受到邀请的院系教授预定座位和小茶点——尽管他们未必出席。小伙子们在大厅的过道里调试乐器，穿着华美的演出服装的女人踮着脚为迟来的表演热身。
每个人都在交谈，这种气氛令我感到愉悦。我原本以为这会是一场尴尬的表演秀，但音乐系的可人们从这里飘到那里，在学院的过道上都能看见他们动人的舞姿和别致的扮饰。我被这些快乐的人们带进音乐大厅的时候没有停止东张西望。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彩色的音符装饰条，装点在壁灯上的秋海棠花，墙上的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肖像画，展示在玻璃柜里的乐器模型，在鹅黄色灯光的笼罩下，不由得产生一种漫步在音乐殿堂的感觉。
我就是在那一刻第一次注意到凤翔的。她穿着浅蓝色连衣裙，在这个季节未免会感觉有点凉，但这种演出服却能烘托出她表演时的情绪。我注意到她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她是那个在草坪上和我谈论音乐的女子。她在壁灯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又和同伴摆弄了一会儿手里的小提琴。我看着她的脸，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微微翘起的嘴唇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我一时说不出她究竟像谁，只是疑惑地自问为什么我的眼睛始终离不开她。
我的眼睛离不开她，观察着她的每一个动作和每一个表情。她的眼睛像金鱼一样游动着，跳跃的睫毛散漫地将空气里的灰尘格开，肩部和脖子轻轻夹着提亲，搭在琴弓上的手指敲打着金属旋钮。我向她走过去，眼睛盯着她线条柔和的鼻子，但我不准备朝她打招呼，也不想打扰她，而是装作自然地从她身边走过去。这样她能忽略我鼻梁上的圆眼镜，以及我瘦削的肩膀和落寞的神情，就像忽略其他人的存在一样。然而在我走近她的时候，她和几名拿着提亲的同伴就转身离开了，她们轻盈地跑上二楼，走近演奏厅的休息室里。我也跟着上了二楼，想装作一名志愿者走进放乐器的房间，在一个圆柱的转角处我和她几乎碰了个满怀。
“你真的来了，”她显得有些意外，“没有拿到票吧。”
我居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本以为任何人都能走进来欣赏演出。我点一点头。
“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去组长那里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的票。”她转身走进休息室，一分钟后，她和四名同伴带着笑容走出来。
“你真幸运，只剩下两张票。一张给学生会的负责人，一张给你。”她把粉红色的入场券递给我，侧着脸观察了一下我凝神的眼睛。“演出马上开始了，快去吧。”
“今天有你的演出吗？”我往前走了几步，又转过身问她。
“我的演出在星期三，一会儿出席完开幕式，我就和朋友们去琴房里排练。”
“你排练的琴房在几楼？”
她的眼睛眨了几下，像是在揣摩这个多余的问题似的，“在三楼，不过等这场表演结束的时候，恐怕我们已经回宿舍了。”
七点半，开幕式正式开始。我坐在第三排一个非常理想的位置。我的左边是一位老教授，右边是一个年长点的女士，她穿着桃红色的长裙，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我努力在开幕式的几百名演出者中找寻她的影子，终于在一个角落发现了她。她和她们向观众席点头致意，随后淹没在愉悦的掌声里。在沉闷的领导讲话声响起来的时候，她们就消散了，我也想离开，因为我发现自己来这里的初衷很可能就是为了与她再会，而现在目的达到了，接下来的节目对我而言没有吸引力，可是右边的女士礼貌地提醒我，在艺术学院的领导讲话时离开座位是极其缺乏教养的行为。我点头表示同意。
啰嗦的讲话持续了十分钟或许更久。我焦躁地揉着节目单和入场券，缓缓拉长呼吸才平复刚刚涌起的两个呵欠。第一幕是柴可夫斯基的芦笛舞曲。两个青年和一名少女各拿着一支长笛走到舞台中央，先浅浅鞠躬，又把乐谱架上的乐谱翻开，然后响起悠扬而充满童趣的长笛声。这首乐曲刚结束，左边的教授就沉不住气了，站起身往外走，我急忙跟在后面，像是有什么紧急工作要处理一样，快步离开了演奏厅。
外面的依然有不少年轻人在走动，我呼吸着满是凉意的空气，斟酌着要不要去琴房。我觉得我比她大两岁，此刻内心涌起的感情却是灼热的，仿佛某一刻我的灵魂被磬音惊到了，但我不想承认这一点。我徘徊在琴房门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时候，我忽然期盼她走下来，然后和我没有缘由地沿着这条路散步，从艺术学院走到文学院，再从文学院绕到法学院，恍惚间我记得我跟别人也这么走过。不，最好走到学院外面的商业街，走到紫风铃咖啡馆，或者已经关门的小教堂。随便谈一谈伤春悲秋的故事。然而这种设想是危险的，它潜在地指引我要怎样接近那个女子，而这真的是我的本意吗？我只是偶尔产生这种强烈的热情，尤其是在夜晚，在被音乐叩响心门的夜晚，显然我必须跟那位女子保持距离，从而渐渐让自己回到正常生活的轨道。
离开学校的时候，我暗自庆幸自己对狂热的感情的决定性胜利，我知道我在这个糊涂的夜晚所萌生的感情是不幸的，我的生活仍旧是一团糟，我甚至没有准备去实习，没有想好自己的明天究竟在何地。一切围绕感情的讨论都是多余的，我宁愿将时间浪费在肥皂剧、网球赛和速写画册上，宁愿给教授、同班同学和圃薇打电话以消磨多愁善感的情绪，或者在《资治通鉴》错综复杂的星象记录里遨游，不是小提琴或者大提琴，也不是长笛或者吟咏菊花的古诗，一想到这些根本无法避开的意象，我的手指就颤抖起来，好在并不剧烈，好在我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总是不小心就滑落进多情的深渊，不小心就暴露那种邪恶的堕落的欲望。
我徒步走了很久，用尽一切办法将那个穿着蓝色长裙的动人身影从脑海里驱走。为了驱走她，我甚至自问：难道你忘了南方的那个女人了吗？难道你忘了她暖融融的怀抱和一遍遍重复过的一生一世了吗？我开始懊悔起来，懊悔再度想起她。懊悔这难以下咽的恨意令我在干燥的秋季黯然神伤。打开屋门后，我躺在夜幕笼罩的客厅里。我想起了保罗·策兰的诗。
比起鸽子，比起桑树，
秋天宠爱的是我。
策兰戴着薄薄的围巾从桥的这一边走到那一边，但那边的人却没有等到他。那时候一列火车从另一个方向飞驰而过，将他的影子也带走了。他的影子昏睡在一节简陋的车厢里，车厢里有他年轻的儿子——一个穿着整洁西装、胸前别着六芒星的小伙子，他此行的目的地在父亲灵魂的安栖之所布加勒斯特北部的一个小镇。火车到那附近的时候正逢大雨倾盆，登博维察河的湍流将一叶叶白帆送往远方，红色的修道院深处矗立着一道影子，他在那间被反锁了半个世纪的书屋里一刻不停地写作。几名德国兵睡在修道院的大厅里，他们的脸已经和汤匙锈在一起。白茫茫的晨日从雨帘和铁栅栏的缝隙里照进来，洒在那道影子凸起的额头上。他该多睡会儿。他儿子喃喃地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这时金翅雀在拐角处的十字架上鸣叫起来，模样倒像是一个正在布道的神父，翕张的翅膀像是在打开一本颂歌集。樱桃树开着小白花，树干旁边竖着一门盾牌。那个年轻人越过铁栅栏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盛满黑牛奶的碗，只不过那个碗是用钢盔雕琢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