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丞相，你以为此事该如何处置？”扶苏问道。
“禀公子，老臣以为让儒生帮着治国弊大于利，那日公子在朝堂上做出了决议，臣只能全力支持公子了，其实臣还是对儒生治国有些异议的。想当初先帝制定‘焚书坑儒’之策，臣也是赞同的，公子此番兴太学，让儒生参与治国理政，臣实在看不明白，还请公子明示一二。”
“自商鞅变法以来，我大秦一直以耕战为主，先帝又奉法家之说为我大秦法度依据。其实不然，法、墨、儒、兵，并非一成不变，以哪家理论为政，是要依我大秦国力而定，如今我大秦已然扫灭六国，再以法家理论治国就有些不合时宜了，‘军功授爵’制也是一样。”
李斯这才明白了扶苏的意图，但是还有疑问。
“公子，老臣明白公子的意思了，如今我大秦该以那家之说为主呢？”
“我以为此番太学择人就不要选一家之言为主，我大秦太学选择儒生，法、墨、儒、兵等诸子百家皆可为太学弟子，百家之言，各有其长，亦各有其短，让那百家之言互相攻讦，互相论证，以求得出一门包容百家的大学问，这才是我的目的。”
（秦末时将所有读书人都称为儒生，没有特指儒家弟子。）
汉武帝时，刘彻遵从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举虽然为汉武帝治国提供了便利，但是将奴性深深地烙印在了民族之魂中，更是阉割了民族的血性和尚武精神，要说儒家思想的功劳，也是不可忽略的，五千年文明之所以没有断代，儒家功不可没。
扶苏以为太学中除了商山四皓以及应曜等人外，他还打算客请精通其他诸子百家学说的大贤来太学执教，让他们在太学中辩经论道，形成一门包容并蓄，没有奴性的至臻学说，为大秦乃至后世奠定文化之根，这些扶苏是不会告诉李斯的。
扶苏虽然说了一大堆，但是依然没有切中李斯来找他的症结所在，对于行伍之人闹腾一事，还是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
“公子，老臣明白了你的意思，眼下该如何平息行伍之人的怒火呢？”李斯急切地问道，说一千道一万，不管谋划的有多深远，眼下行伍之人闹腾可是最为急迫之事，是扶苏首要解决的问题。
“丞相，若是我大秦同时施行‘军功授爵’与‘太学推荐’两套选才制度，按照行伍与儒生各一半的来授爵委官，是否可解眼下之事？”
李斯完全没想到扶苏竟然会拿出这样一个解决方案来，这样既满足了儒生的愿望，又解决了行伍之人授爵委官的问题，但是施行起来却不太容易。
“禀公子，此事虽然可行，却是不易啊！行伍之人与儒生向来不和，让他们一起为政恐怕会起嫌隙啊。”
“行伍之人缺乏为政之术，儒生又太过于懦弱，将此二者放在一起，也是一件好事，开始会有一些不和之音，长此以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扶苏对李斯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文人不耻兵谋，武人不屑仁义之道。孔子曾说过：“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可见儒家对攻伐之事的不喜，这其实也算是儒家思想造成的一个弊端。以仁义道德治国，并非不可，只是这仁义道德也需要武力来保护，仁义只在兵锋之下，圣教还需行伍维护。
并非扶苏不喜欢孔孟之言，而是孔孟治国的治国之道太过于理想主义了，脱离了实际。
将行伍之人与儒生放到一起，不起嫌隙那是不可能的，若是为了一时的安逸就选择逃避，那文武相轻的弊端就会越来越大。
将文武之人放在一起，也许扶苏为政期间都会被行伍与儒生之间的矛盾所困扰，但他没想过要回避，如果他回避了，后人就要面对这个问题，而且他们之家的矛盾会更严重，让行伍与儒生融合，互相理解，并非他这一朝所能完成的，但他愿意为解决此事倾尽全力。
听了扶苏的意见，李斯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转身离开了上林苑，因为他相信扶苏的安排，更是相信扶苏的眼光要比自己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