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外，号外，川陕光复！”
“吴三桂身死，川陕光复！”
南京街头，报童扬起手中最新刊印的报纸，口中大声叫卖。
街旁酒肆茶馆里，不少人都会叫住，买一份看看。
如今的南京士民，已经习惯报纸这新鲜玩意的存在了，尤其是皇室和翰林院主办的《启民报》，朝廷和内阁通过的最新法令，都会在上面告知。
故而很多商贾、士人都非常关注，对于士子而言，现在大明的取士制度变革很大，不是只有科举进士一条出路，哪里又招官吏人手，都是机会
比如之前市舶司扩建，就扩招了七百多士子，不少秀才、举人乃至于童生，只要能通过考核，也能穿上官袍，吃上皇粮。
而对于商贾而言，朝廷的政策，往往就是商机。
比如前几日刊登的《民屯令》和《民垦令》，就让许多商贾看到了商机，随着移民入川和分田民屯工作的进行，整个长江以南，短时间内，就要多出一两千万的自耕农。
这些新出现的自耕农家庭，大多原本都是佃农、雇工，获得自己的土地后，对于铁制农具的需求肯定也会扩大。
所以大量商贾云集广东、湖广等产铁、冶铁、制铁重镇，投资扩建生产规模，抢占市场。
小农经济看似自给自足，没有资本市场切入的空间，但其实并非没有突破口。
这个突破口就是手工业品。
历史上，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就是利用工业规模生产对手工业品的压倒优势，切入占领中国市场。
眼下，大明有资本色彩的工业区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其一是环广州的珠江口工业区，包括佛山、东莞、香山等地，主要以冶铁、制铁和部分陶瓷工业为主。
其二是湖广至江西、南直沿江地区，长江中段工业区，主要围绕大冶铁矿展开，以军事工业为主，还有部分纺织、被服厂，随着统治中心向南京转移，许多肇庆、佛山周围的军事工厂都逐渐迁移到长江南岸。
广东的工业结构，军事色彩逐渐减退，而民营商业工厂填补空白，走向经济繁荣。
其三就是浙直工业区，以南京、苏州、常州、松江、杭州等传统手工业基地为核心，除了少部分军事工业外，主要以民营轻工业为主。
尤其是纺织业，短短半年多时间，由于朝廷政策的宽松，松江等府的纺织业大为扩张。
酒肆食客们看着报纸倒也没什么太多惊喜，早在前日，从四川远道而来的报捷骑士，冲入城内，一边跑，一边喊，便让全城皆知。
城中群情沸腾，不少川籍、陕籍商贾士子在门前点起鞭炮，噼里啪啦的响了一天。
对于朝廷而言，收复川陕，是日后北伐策略的重要一环，而对于普通士民而言，则意味着心理上的很大变化。
在此之前，明军光复江南以后，一方面意味着大明从濒临灭亡（准确来说是已经灭亡）的境地重新拉了回来，至少可以和北面分庭抗礼。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偏安”思潮的流行，尤其是许多江南文人，对于北伐收复中原缺乏支持，甚至反对，害怕到时候连眼前的形势都会丧失。
毕竟自古以来，南方统一北方的案例实在是罕见。
很多人心中，现在的朝廷更类似于东晋、南宋那般局势。
但好在这种思潮还没有广泛传播，毕竟明朝不是宋朝，社会的整体风貌大不相同，体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就是年轻士人大多比较激进，谁要是敢明面上谈什么“偏安”，估计房子都要被人点了。
这次川陕大捷，可谓一针强心剂，陕西已经属于北方了，拿下川陕，就意味着光烈朝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偏安的南方政权了，彻底将社会中“分江淮而治”的思想涤荡干净。
不过对于看报纸的商人而言，他们更在乎内阁刚刚发布的另一条法令。
月初，随着度田初步完成，江南士绅集团利益受到沉重打击后，朱由榔终于在“大棒”之后，拿出了“胡萝卜”。
内阁正式颁布新的《行社法》
新法规定，凡经营规模达百两以上，人数五人以上的商业组织，需在府衙报备，发放行社牌照，确定股权关系，成为官方认可的商社、商行。
这看似是在给商人增加麻烦，但事实上，背后配套的政策却不止如此。
确立商业行社制度后，首先是废除了过去的贡调制，也就是在过去，由于明代严苛的户籍政策，从事工商业的匠户、商户，社会地位极低，还要负担每年宫中固定的“贡调”。
是的，从法理上说，商税是归属皇室内帑（皇帝的私人财产）的，而匠户则需要每年向皇室进贡手工业品。
朱由榔废除了贡品制度，哪怕是皇家，想要吃穿，也必须花钱向民间平价购买，这极大限制了皇室敛财的能力，老百姓没有“养爹”的义务。
其次，在限制了士绅阶层进行土地投机后，却鼓励他们参与市场行为，投资商铺、厂房、海贸等等。成立行社后，原本松散的商人，可以形成一个法权主体，也就是所谓的“公司”，来进行市场行为。
朱由榔始终认为，要改革，首先就要从自己改起，一方面鼓励别人搞投资，让别人进步，另一方面皇室自己都还用封建地主那一套，未免太过虚伪。
除了宫殿和园林外，皇室不得占有任何生产性土地财产，不得参与土地投机，但可以进行资本投资。
朱由榔将商税从内帑重新划归国库，但却保留了百分之十，每年商税会有一成上交内帑。
这倒不是朱由榔舍不得，对于他这种地步的君主，内帑没有任何意义，他真想用钱，直接从国库拿，满朝文武拦得住吗？
哪怕对于后世君王而言，整个皇宫，撑死千把号人，能有多大开销？
除非学嘉靖那种，沉迷炼丹修仙，大兴土木，这种君王，纵容他才是民族和百姓之祸。
朱由榔留下这一笔商税，是为了更大的目的——教育普及。
是的，他想以皇室的名义，把这笔钱拿出来，搞义务教育，如果能够成功，不仅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是一件千古幸事，对于皇室而言，这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
历史上，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少皇室君主被推上了断头台，一战后，各国民主思潮风起云涌，欧洲无数皇室和国王的桂冠落地，如俄国沙皇，直接被全家突突了。
而德国皇室却是一个例外，虽然在战后十一月革命浪潮下，被迫退位，但德国皇室却依旧在德国社会中享有广泛声誉，免于清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德国皇室是德意志近代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当年，普鲁士是全世界最早进行义务教育的国家，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甚至将王宫让了出来，交给洪堡大学做校舍。
那时候的普鲁士，才刚刚被拿破仑击败，割地赔款，只剩下四个省，还要向法国支付1.5亿法郎赔偿。
可在这种情况下，威廉三世坚持要搞义务教育，拿出王室最后一点家底，将王宫让了出去，全国上下勒紧裤腰带，让每一个孩子走上小学课堂。
他对自己的大臣说
“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国，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
直到1846年，也就是清朝刚刚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道光年间，普鲁士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是百分之八十二。
全国八成以上人口都接受过小学以上教育，这是什么概念？
我国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能达到这个标准。
如果能以皇室力量，向普鲁士王室那样完成这一伟业，朱由榔甚至都不奢求八成，只要五成以上。
无论日后政治局势如何发展，甚至真有不开眼的子孙后代胡作非为，只要遍布全国，冠以皇家之名的小学堂还在，这都是大明皇室的一道免死金牌。
一旦有了这个想法，朱由榔心中就久久无法平静，在他看来，这是比什么封狼居胥、饮马翰海伟大不知多少倍的功业。
这对于整个国家的近现代化，将是何其磅礴的推动力。
正如普鲁士元帅毛奇，在普法战争胜利后说的那样
“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