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夷船
浓雾之中传来炮声，三下。这是外洋船要靠岸的信号，船医是这么说的，他已经在这具漏水的木棺材上度过了七个贸易季，从未见过今晚这样的大雾。
“一点风也没有，一点也没。”医生拧干毛巾，搭到病人额头上。发着高烧的年轻商人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只有发颤的眼皮表明他暂时还活着。一个木桶摆在床边，装满了呕吐物，酸臭难闻。挂在横梁上的油灯几乎不晃动，海水好像泥浆，帆船卡在里面，无法动弹。
“怎么会没有风呢？”船医继续抱怨，这是个体格粗壮的荷兰人，头发永远用剃刀刮得很短，右耳缺了一块，残余部分看上去像晒干的蘑菇，“你不好运，可能还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靠岸。”甲板上传来喊叫声和脚步声，医生抬起头，像急于觅食的灰熊一样辨别噪音的去向。水手们涌入下层舱室，轮流划桨，力图让受困的帆船往前挪动哪怕半海里。“代尔夫特之星”号漂浮在夜色和浓雾之中，骨架发出低柔的嘎吱声。
病人轻声叹息。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给妈妈传个口信？银币埋在什么地方？说吧，孩子，赶紧说。”船医往烟斗里填烟丝，这是最后一点存货，泡过水，不太好点着，他被迫浪费了两根火柴，同样存货不多。因为印度洋上的风暴，“代尔夫特之星”号已经在路上多花了两周。舱室里的另一个病人呻吟起来，医生用右脚把木桶推到对面的吊床旁边。
就在这时候，发着烧的年轻人睁开了眼睛，直直地盯着舱顶。他脸上布满冷汗，在油灯的昏黄光线里看起来油腻腻的。他一句话也不说，可能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醒来了。
医生点燃烟斗。
慢慢地，病人的绿眼睛转向他，“我们到什么地方了？”
船突然摇晃，装呕吐物的木桶翻倒了，里面的东西洒了一地，顺着黏糊糊的木板淌过来。船医厌恶地缩回脚，站起来，绕过病床，凑到污渍斑斑的舷窗边。雾仍未散去，但黑暗中出现了晃动的光点，那是装在舢舨前头的火把。鼓声穿透雾气，也是三下，回应之前的炮声，引水人来了。
“澳门。”医生回答，“我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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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帆船在四艘舢舨的拖引下驶入港口。来得不是时候，海关无人值守。他们只能泊在最远的岩礁附近，等明天一早办手续。病人和舱底的尸体也得等着。
他们没有等很久。两小时后天就亮了，驱散了盘踞在珠江口的大雾。这艘荷兰来的外洋商船一点时间也没浪费，启程驶向虎门，从那里，持牌的中国引水人会带他们穿过狮子洋和伶仃洋，挤进珠江的狭窄河道，最终在黄埔下锚。
病人被抬下船，送往葡萄牙传教士开的医院。其中一个在天亮前咽气了，于是和其他尸体一起拉到沙洲上，草草埋入预留给“外夷”的坟地。在船医看来，把尸体扔进海里更体面一些，然而广州海关坚持对照名单检查“所有人”，包括航行途中死去的水手（*注1），说是避免走私，外洋船都不得不载着这些腐烂程度不一的躯壳，直至把它们弃置在珠江的冷清沙洲上。
发着烧的病人昏睡了一个礼拜，仅仅靠修女滴进他嘴里的稀糖水活着，神父两次到他床边查看，判断是否要往他额头上涂油，把他的灵魂送往天堂，躯体送给沙洲上横行的蟛蜞。但异乡人始终没有中断呼吸，紧抓着生命，像抓着一根垂落悬崖的麻绳。
随货船而来的外国人最终在充满阳光和咳嗽声的大病房里醒来了。许多天以来，他首次觉得能看清楚这个世界。窗开着，放进潮湿的空气和远处码头上苦力喊口号的声音。窗台上放着一个青色陶瓷圆碟，里面是白兰花，香气柔软，取代了荷兰船医无处不在的体臭。回想起来，患病的商人甚至不能确定那是不是个真正的医生。
他闭上眼睛，呼了一口气，睁开，把右手举到阳光下，审视关节的轮廓和皮肤之下隐约可见的血管，轻轻握拳，松开，测试这是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烧已经退了，汗水浸透上衣和枕头，他像一条笨拙的毛虫那样扭动，寻找干燥的地方，不一会儿就累了，一动不动地躺着，晕眩，口渴，饥饿。妈妈，他的嘴唇翕动，却没能发出声音，妈妈？雅克？家里没有人吗？
母亲和弟弟都没有出现。倒是一位矮小的修女捧着木质餐盘走过来了，玻璃器皿在托盘里互相碰撞，叮当作响。修女脖子上挂着的银质苦像在阳光下发亮，年轻的病人盯着她，一脸茫然。
“菲利普・林诺特？”她念出年轻外国人的名字，用的是葡萄牙语，音节稍有扭曲，听起来像“费利佩”，所以病人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修女也没费心等他回答，放下一个玻璃瓶，吐出一个葡萄牙语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她的肢体语言很明确。菲利普拿起瓶子。里面的液体苦涩而浓稠，一股树皮的涩味久久粘附在舌下。他把瓶子还给修女，询问“代尔夫特之星”号的去向。对方不知道是没听到还是没听懂，一言不发，捧着瓶瓶罐罐到对面的病床去了，躺在那上面的男人浑身长满红疹，脖子鼓起一个拳头大的肿块，手臂和胸口的皮肤抓挠得鲜血淋漓，菲利普移开目光。
他又睡着了，真正的睡眠，不受梦境滋扰。蓦然醒来的时候是半夜，因为教堂敲钟了，能听出来钟塔在病房的东面。那声音让他误以为自己回到了家，布列塔尼半岛野性未泯的海岸线上，一座小渔村羞怯地紧贴着石头搭建的简陋教堂，像三岁女孩紧抓着母亲打满补丁的裙子。晚祷的钟声响起，渔夫放下手里的铲子，渔妇放下缝补到一半的渔网，站在散发着浓烈腥味的海滩上低头祈祷。但是空气里没有海藻和盐的气味，取而代之的是陌生河流的潮气，混杂了似有若无的白兰香味。病房某处有人哭喊呻吟，菲利普的眼皮又合上了。海在很远的地方。
玻璃的碰撞声。修女再次站在病床边，举着药瓶。阳光照到对面的墙壁，下午了，旁边的病床空着，长疹子的男人不见了，床单挺括雪白，好像从来没接待过任何病人。菲利普抓住修女的手腕，后者怒瞪着他，好像病人把什么脏东西蹭到她的袍子上。
“那个人去哪里了？”
“和我们的救主在一起。”修女用断断续续的法语回答，挣脱菲利普的手，用袍子擦了擦，“你休息，先生。”
但他已经休息够了，他必须去找“代尔夫特之星”。菲利普坐起来，赤脚踩到冰凉的地面，这才发现鞋子不知所踪，一双旧皮靴，略大，是以前从住在隔壁的鞋匠那里买的。修女按住他的肩膀，用葡萄牙语跟他理论。菲利普抓起卷成一团扔在床底下的脏外套，跑出了这座实际上只有两个房间的医院。神父正要从外面进来，差点被疯狂的病人撞翻。
脚底先是晒得发烫的石板，然后是柔软湿润的泥土，礼拜堂侧面的小菜园打理得很整齐，菲利普跨过竹篱笆，横穿过去，尽力避开无辜的菜苗和某种攀爬在木架上的未明瓜果。就算没有地图，他也能马上看出港口在哪里，商船高高的桅杆从铺着青瓦的屋顶后面露出来，好像一片经历过火灾的小型松树林。越靠近码头，装卸货的噪音就越清楚。没穿鞋子的异乡人转过最后一个弯，珠江出现在面前，今天有六艘外洋船停泊在黄埔，只有一艘是属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挂旗船，其余全是散商船。赤膊苦力沿着湿漉漉的跳板上下，一队负责卸下大小各异的木箱，另一队把包装好的瓷器和茶叶搬上去。
菲利普原地站了几分钟，半是为了喘口气，半是被繁忙的码头迷住了。背后传来喊叫声，吓了他一跳，两头水牛拉着一车瓷器走来，车夫用广东话冲他吆喝，就算听不明白，也猜得出里面含有“滚开”这个意思。菲利普伸手拍了拍牛粗壮的脖子，指了指自己，再指了指平板车，问车夫能不能载他一程，那个头戴竹笠的当地人眯着眼睛打量他，摆手摇头，挥鞭抽打水牛。那两头耐劳的动物发出抱怨般的哞哞，继续往前迈步，菲利普耸耸肩，跳到铺满干稻草的板车上，在两个巨大的花瓶之间坐下。车夫扭过头来，惊诧地大叫了一声，冲他投掷陌生的字句，这是菲利普一天之内第二次被别人用听不懂的语言斥责了。他决定不予理会，车夫用鞭子柄戳了他一下，骂骂咧咧地回过头去，拉住牛的缰绳，把它们引向码头。
天气闷热。广东沿海的夏天超出了菲利普的一切预期，太阳又高又远，但是酷热难当，空气本身仿佛变成了粘稠的膏状物，附在肉眼可见的所有物体上，形成一层撕拉不掉的蛛网，封住人们的眼睛、鼻子和耳朵。牛车还没走过港口的三分之一，菲利普已经热得像条离水的海鲈一样张着嘴呼吸。他用手掌遮住阳光，设法辨认商行门前耷拉着的旗帜。丹麦货船前面站着两个清点货物的中国买办，其中一个用手肘碰了碰另一个，两人都扭过头来，怀疑地盯着牛车上的外国人，但并没有出言阻止。
他能看见“代尔夫特之星”了，饱经风雨的商船绑起了所有船帆，泊在荷兰商行前面，江水轻轻拍打上过油的木板。周围既没有苦力，也没有买办，货品已经卸完了。商人多半都乘船到西江上游去了。外国人不允许在除广州以外的地方交易，于是云南、福建、浙江以及远至山东的茶商每个贸易季节都会把茶运到广州，如果不是莫名染病，菲利普现在本该和其他散商一起挑选茶叶。菲利普懊恼地盯着江水，现在他错过了荷兰商行提供的船只，不得不自己租船前往西江，而他完全不知道做这件事的门路，也不知道该问什么人。他跳下牛车，冲车夫挥了挥手里的破烂外套，那个戴斗笠的广东人往地上啐了一口，挥鞭打牛，板车拉着已售出的瓷器远去了。
甲板上空无一人。一个喝醉了的水手“看守”着通往下层舱室的楼梯，头垂到胸前，身上散发出朗姆酒的浓烈气味。菲利普绕过他，钻进商船的腹部，在昏暗中寻找自己的铺位。一团小小的阴影窜过窄小的舷窗，跳到横梁上，一双黄色眼睛俯视着船舱。那是船长的猫，“塔塔”，没有尾巴，后腿有一块烧伤的疤痕，再也长不出毛，皮肤裸露，总是一副患病的模样。菲利普看了猫一眼，“塔塔”龇牙，发出嘶嘶的声音，看起来丑陋极了。船上的水手认为它是某种异教恶灵，菲利普觉得他们有道理。
他找到了自己的床铺，在“塔塔”严厉的目光下趴到地板上，伸手去抠舱壁和地板之间的一块松动的木板。上船之后不久，他把银币和母亲送的圣塞巴斯蒂安像放进小布袋里，藏了进去。必要的预防措施，这种货船可不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方。潮湿发黑的木板轻易脱落，后面的小空洞里却什么也没有，菲利普直起身，跪在那里，深呼吸了几次，心怦怦直跳，过了几分钟，他再次趴下去，把手伸进木板缝隙里摸索，什么都没有。船上有人发现了他的小秘密，不知道是商人还是水手，谁都不会承认的。
横梁上凶形恶相的猫咪悄悄走了，从一根支架跳向另一根，落地，跑上楼梯。
他把枕头和被单扯到地上，找到了出发时带来的黑色布包，压扁了，半开着。菲利普倒出里面的东西，先是一堆皱巴巴的纸，身份证明，出港记录和欠条。剃刀，来历不明的木塞，十几根火柴，包在随手撕下来的报纸里，日期是他离开巴黎的那一天，1829年1月21日。另外还有一些脏兮兮的硬币，加起来还不够一法郎。菲利普坐在地上，背靠着船舱壁，呆滞地盯着自己沾满泥沙的脚。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买不了茶叶，更别提瓷器，丢了母亲的护身符，甚至连靴子也不见了。等他回到家，会比出发的时候还穷，为了筹措做茶叶生意的钱，他甚至向一些不太可靠的人借了债，数目不算巨大，但如果只靠打鱼，十年也还不上。现在的最佳选择应该是自我流放，永远躲在澳门，但雅克会因此死去，他的弟弟，脆弱得像只还没开眼的雏鸟，没有一天不在生病。
他抓起硬币，塞进裤袋里。就在这一瞬间，从楼梯那边透进来的微弱阳光忽然消失了，一个面目不清的人堵住了出口，手里的猎枪对准了菲利普的额头。
“站着别动，小偷。放下手里的东西，那不是你的。”
他认出了这个人的声音，绕过吊床，走到舷窗旁边，好让对方看清楚自己的脸，“这些确实是我自己的东西，范德堡医生。”
缺了一只耳朵的荷兰船医放下枪，发出狗吠般的短促笑声，走下楼梯，用枪柄捅了一下菲利普的肩膀，“你还活着。”
“听起来您对自己的医术不是很有信心。”
“是对葡萄牙人没有信心。很少有人活着从他们的‘医院’里走出来，我们把人送去，让他们有个死在陆地上的机会。他们也负责处理尸体，我可不想到沙洲上去。你见过水手的坟地吗，孩子？最好不要见。”
菲利普不知道该说什么，转过身，继续收拾散落在吊床上的物件，一一把它们收回皱巴巴的布包里。范德堡医生坐上一个木箱，猎枪横放在大腿上，盯着年轻人看了一会：“你怎么没穿鞋子？”
“我也不知道，不见了。”
“那你最好在出发去西江之前买一双，黄埔这里就有鞋匠。”
“事实上，我想问问我能不能在船上过夜。”
船医侧过头，用完好的那一边耳朵对着他，“为什么？”
“只是问问。”
“我还没见过不愿意住商馆客房的人。”
菲利普迟疑了好一会，把钱和护身符的事告诉了医生。之后是长久的沉默，外面的热气灌进船舱，菲利普站在那里，感觉到汗水沿着后颈和脊骨往下淌。范德堡医生又掏出了烟斗，仔细地、富有技巧地塞好烟草，点燃，烟斗末端的火焰随着他的呼吸变亮，变暗。
“你需要和中国神父谈谈。”船医下了结论。
“哪一个？”
“就只有那么一个，孩子，就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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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8-19世纪粤海关确实是这样要求外洋船的。到达广州后，外国大班递交完整的名单给粤海关，死去的水手名字旁边画一个骷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