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年，按制逢子、午、卯、酉年为乡试大比，两京一十三省首府都要为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而忙碌起来。
乡试试场设在各省省城，即布政司衙门所在地，南北直隶的试场分别设在应天、顺天二府，即京城、南京。考试之前，各布政司及二京府均聘请主考官二人、同考官四人。主考官的职责是出题、审卷、决定录取名单、排定名次并上报礼部，同考官则负责协助出题、审卷。
八月初，各省乡试如期举行，顺天府乃天子脚下，首善之区，规制自然最高，两个主考官的分量都比其他地方高出许多，分别为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刘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黄谏。
章子俊早早就准备好了这一次大比，如能考中，就步入了这个时代的特权阶层，只要想过平安生活，远离朝堂上那些是是非非，最无受冻挨饿的可能，章子军没有赶上景泰四年的乡试，直到景泰七年，乡试是每三年举办一次。
乡试又称“大比”，定在子、卯、午、酉年秋八月进行，故又称“秋闱”。参加乡试的人员有两种：一是在校学生，即国子监监生和府、州、县官学就读的生员。但生员必须是在按察司提学副使主持的科考中获得一、二等的“科举生员”。二是“充场儒士”。在明代，未人政府各级学校的读书人称“童生”，他们中的一些人经特别考试，可获准参加乡试。乡试参试名额与中举名额大致为三十比一，即录取一名举人，参试者约为三十名。“科举成式”还规定，学校教官、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以及居父母丧者，不许参加乡试。
除主考、同考，还要组织一个乡试管理班子，这个班子由提调官一人、监试官二人、供给官一人、收掌试卷官二人、弥封官一人、誊录官一人、对读官四人、受卷官二人、巡绰搜检官四人组成，另有办事人员及号军若干。
主考、同考官及有关人员应提前两天进入考场，实行“锁院”。锁院的目的，一是清除闲杂人员，二是安排好考生的号房并进行公布，三是出题及刻印试卷。
很明显乡试比之前三场的县试、府试、院试规格全面提高了，乡试的考试分三场进行。
第一场安排在八月九日，内容是《四书》义三道，每道答案规定在二百字以上；《五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如书写不及，可各省去一道。这一场主要是考考生对《四书》、《五经》以及各家注疏的基本掌握情况，类似于基础知识的考试，不是很难，答案也是统一的。这种预知的标准答题，对考生来说就要再平时死记硬背，背的“滚瓜烂熟”才行。按“科举成式”规定，《四书》的标准答案用朱子集注，《易经》用程传和朱子本义，《尚书》用蔡氏传及古注疏，《诗经》用朱子集传，《春秋》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及胡安国、张洽传，《礼记》用古注疏。永乐时颁布《四书五经大全》，成为国子监和府、州、县学的统编教材以及科举头场的标准答案。
第二场在八月十二日，内容是“论”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任选一道。这一场主要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做官的基本条件，对考生来说也不难，这些诏、诰、表、内科捉猫扮老虎，依样画瓢而已。
第三场在八月十五日，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可视为考安邦定国的见解。
就是说每隔三天考一场，每场三天，历时九天七夜。
章子俊用的还是一只考篮，里面放了七个煮熟的鸡蛋，九个炊饼子，不锈钢保温筒，别的就是纸跟文房四宝，另加一件长袍单衣，这是为了到了夜间，更深露重时，可以披戴上身，以免生病，如果碰到下雨，可遮挡号舍避免雨水打湿，这一次章子俊在砚台外做了一只小木盒，正好放进一方砚台一支墨，手机直接镶在砚盖上，这样一来就成了一个整体，更不用担心到时会出不必要的麻烦，就这样有巡绰搜检官带人对考生逐个进行搜查，从头发、衣服直至鞋，如发现夹带，立即驱出考场，并取消考试资格。
而更多的考生带了棉被的，还有人自带油灯的，吃食上带的更多了，什么烤鸡、板羊肉、卤煮、水果。应有尽有，这些到了嘉靖年间后就禁止了，现在是景泰年间，搜身啊，随带物品这些管理不是太严，搜检官只是粗粗翻看一下就过了。
入场后，首先是看规则：一，考卷一律用墨书写，谓“墨卷”。二，卷首先写考生姓名、年龄、籍贯及三代名讳，以及考生在校所习本经。三，文字中应回避本朝皇帝的御名、庙号，并不许自序门第。四，考试时禁止考生相互答问或请人代答，如答题未完而时已黄昏，供烛三支，烛尽后不管是否答完，均须离开考场。
章子俊有一席舍，称：“号房”，由军人看守，然后由掌试卷官发卷，号舍就会上锁，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即便是发生火灾烧死考生也不能开锁。
当时的号舍一律南向成排，长的有近百间，短的也有五六十间，巷口门头大书某字号，备置号灯和水缸，可供考生夜间行路，白天饮水之用。考试期间伙食由考生自备。因为乡试时间较长，加上天气闷热，饭菜很快就会变质，所以考生一般都只带干粮充饥。
号舍左右两壁砖墙在离地一二尺之间，砌出上、下两道砖托，以便在上面放置上、下层木板。白天考试，上层木板代替桌案，下层木板为坐凳，供考生坐着答题，夜晚取出上层木板并入下层，用来当睡觉的床。但因号舍长度只有四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