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东夷叛乱牵制了商朝的主力军队，给了周人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战略机会。没有了商朝的压制,周文王与周武王才可以放手发展壮大，乃至攻打商朝的铁杆盟友。说到底，此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商夷战争得利的是周人。
武王克商建立了大周王朝，东方的夷人部族却依旧不肯驯服。根据《尚书。费誓》的记载，周穆王时期一个叫徐夷的部族僭号称王，兴兵直逼成周洛阳，差点攻破了洛邑城。最终，周穆王联合楚国进攻徐夷，最终才攻破徐国，僭号的徐偃王自杀。
在夷人的传说中,徐偃王自杀那日宛如天地末日一般。天空浓云骤然四合，隆隆沉雷震撼天地，整个徐城顿时黑暗如墨。电光蛇舞阴空，巨雷连番炸开，暴雨翻江倒海排天而来，巨大的金铁轰鸣之声连绵不绝，高天翻滚着火红的云团……
云收雨住之时，徐偃王私铸的大鼎连同他自己的尸身全部无影无踪了。自此，夷人部族陷入了百年沉寂当中。
五六十年的时光倏忽而过,夷人部民们又一次疯狂了。
其实，自夏商周三代有“国”伊始，战胜国对待先朝遗民的治理方式大体经历了两个过程：最先是封先朝贵族为自治诸侯，后来则是保留封地而取消治权。这一过程的演变，是血淋淋的复辟与反复辟较量的结果
三代更替，商灭夏，周灭商，初期都曾经尊奉先朝遗族，许其在祖先发祥地立国自治，也就是允许其作为一个有治权的诸侯存在。其实，自治诸侯意味着几乎是完全意义上的军政治权。只要不反叛，只要向天子纳贡称臣，中央王室对自治诸侯几乎没有任何干涉。
新战胜国之意图，重心是要通过保留并尊崇先朝王族，使天下庶民信服本朝之王道仁德，从而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新王朝。周以王道仁治著称，不仅对前朝如此，对四周夷狄政权亦是采取相类似的“荒服怀柔”的抚政。
然则，事实却总是与新战胜国的期望相反。先朝遗族一旦作为治权诸侯存在，便会千方百计地图谋复辟旧时王制，最终每每酿成颠覆新政权的祸根。最先尝到苦果的，恰恰是力倡王道德化的周室新朝。
周人自诩德治天下，灭商后非但准许殷商遗族原居故地做自治诸侯，还分别将神农氏，黄帝，尧，舜，禹等“圣王”的后裔部族，一律封为自治诸侯。
然而，仅仅过了两三年，周武王刚刚病逝，殷商遗民首领武庚立即策动了大规模叛乱，非但联合了几乎所有的“圣王”遗族诸侯与东方夷人部族大举叛周，且匪夷所思地鼓动了周室王族中的反叛势力一起反周，其声势之大，只差点儿淹没了这个新王朝。全靠着那位雄谋远略的周公旦的全力运筹，周王朝才终于平定了这场以殷商遗民诸侯为根基的大叛乱。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华夏内战，更是一则极其惨痛的治国教训。
它使普天之下都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有着几百年悠久传统的先朝王族，其复辟祖先旧制的愿望几乎是永远难以磨灭的；而对于蛮夷之族，则只有一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自此，周王朝改变了对于四面夷狄蛮戎的“荒服”政策，改以一手镇压，一手安抚的两手政策。然到了穆王时代，以突袭猃狁与东征徐夷两事为转折，变为完全的镇压政策。不幸的是猃狁越打越强，终成悬在关中王畿上空的一柄利剑；而东夷，因地离周王朝核心统治区——中原太近，而不断遭到打压，其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夷人的日子越过越难。
第一桩委屈，乃是周朝实行的井田制。
西周时期，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个“井”字，因此称作“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庶民使用。领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领主强迫庶民集体耕种井田，周边为私田，中间一块为公田。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
这种制度失之于死板，在中原推行尚可，可在江湖纵横的江淮地区，尤其是夷人为主的聚居区却遭到了民众的厌弃与反感。首先在于江淮地势以丘陵为主，都是小块农田甚至是梯田，如此阡陌不明，怎么划分各家私田与农田，引水渠怎么建？
其次是因地块小，民众大多从事渔耕两业方得糊口，井田制却将庶民们困于耕田之上，不得从事他业。若遇荒年，还不能卖地逃荒？如此死板，怎能得人心？
第二桩委屈，便是一年到头无穷尽的徭役。
一般来说，除了该当的耕耘劳作，庶民的经常性义务无非是两种徭役：其一是开通沟洫，疏浚河道，修葺城堡要塞等邦国工程，其二是为大军充当辎重营脚夫或各种工匠。
然而，对于淮河流域的夷人部民来说，还有另外一项徭役是免不了的。那就是经随枣金道向成周与函谷关内的周王畿运送无数装满了铜料的牛车，一年到头连绵不绝。
这便罢了，因东夷部落自古以善冶铁制铜而著称，时不时的还有成周军营或洛邑官署的征发令，征调夷人部族中善冶铜的工匠去为王室铸造祭礼青铜器，或为军营铸造兵器。人一调去，只管饭，不发饷，家中老小饿死不管。
如果说井田制和徭役这两样委屈，慑于周王室的威严夷人们还可以咬牙硬咽下去的话，那么最后一样委屈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忍不下去的。那便是周边诸侯国对夷人部族青年男女的掠夺，这是要断他们的根呀！
最开始时，夷人部落偶有反叛之事，一旦战败，部族中的所有青年男女便会被周边诸侯国掳掠一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