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万历年间，政事复杂，国势由盛转衰。从张居正辅政一度中兴，到明神宗朱翊钧亲政，再到“自贵妃宠盛，上渐倦勤，御朝日希。迨国本之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
此时的大明朝政治局势变得欲加复杂，皇宫高墙内的斗争是波云诡秘，辽东边地防务更是逐渐丧失主动。而作为一国之君的朱翊钧是晏处深宫，怠荒日甚，廷臣章疏一概不理，官员缺额不补，矿税两监遍天下，满朝上下纲纪废弛，君臣否隔，邪党滋蔓。引发这一切的恰恰都与一位女人有关，她就是明神宗身边的郑贵妃。
郑贵妃（王艺曈饰）
按理说，皇帝宠爱妃子这都是后宫家事，外朝的文武百官为什么会跟一个女人过不去，搞得双方最后不欢而散，以至于君臣不睦，党争四起，以至于影响了大明朝的政治走向。然而，这个女人并不寻常，其后围绕立储、争储、废储等争端，引发了万历、泰昌年间的“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诸多大案、疑案，不仅延续时间长，还影响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对晚明的政局、财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孰是孰非，郑贵妃其人其事，《明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枣林杂俎》《先拨志始》《酌中志》等官方正史、民间野史中都有零散记载，有些记载较为碎片化，有些观点有待商榷、考察，但这些资料对我们熟悉当时的后宫叠案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在此梳理一下供大家点评。贫家女子华丽转身上位郑贵妃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列传中记载“恭恪贵妃郑氏，大兴人。万历初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进皇贵妃。帝宠之。”对于其生于何时，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有学者推算其出生年为1567年前后，本处不单独做讨论）。
对于郑贵妃的身史，谈迁的《枣林杂俎》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郑贵妃出身穷苦家庭，曾被许给一个孝廉为妾。“郑贵妃父承宪，贫甚，以女许孝廉某为妾。”后来父女临别时痛哭，感动了这位孝廉，于是就把郑氏给退回了，也没要回聘礼。遇到这样的贵人，让郑氏很是感动，她没有其他物品相赠，就“脱只履予孝廉，矢报。”果不其然，后来郑氏入宫得到了明神宗的宠幸。想起自己此前的境遇，却又想不起恩人的姓名，于是“命小珰售只履于市，索值若干，无应者。时孝廉计偕，闻而往，合其履。”在找到了恩人后，郑氏于是哭着向明神宗诉说了这位孝廉对自己的恩情，这位孝廉也得到了提拔，并官至盐运使。
此前从宫女到皇后面对薄情寡义的丈夫她走完憋屈的一生死后获追谥一文中曾经提到，1582年（万历十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同时娶了九个媳妇，册封九嫔，分别是郑氏是其中之一，被封为了淑嫔。这时的郑氏还不出众，但她“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1583年（万历十一年）八月，郑淑嫔又被加封为德妃，1584年（万历十二年）九月，正式进封贵妃，1586年（万历十四年）正月，郑德妃为明神宗生下了三皇子朱常洵（后来的福王，体态肥胖），三月，明神宗又正式册封郑氏为皇贵妃，地位荣崇，仅次于中宫孝端王皇后。独得恩宠欲扶子上位争国本
四年的时间，郑氏从淑嫔进封为了仅次于皇后的皇贵妃，成为明神宗后宫独得恩宠之人。当时皇后未生育皇子，后妃中只有郑氏一人是因为生育皇子而被册封为皇贵妃，而早她四年生育皇长子的王氏却只被册封为了恭妃，与郑贵妃相差两个档次，足见明神宗朱翊钧对她确实是庞爱有加的。
大臣们对明神宗朱翊钧这种不遵礼法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轮番上疏陈请明神宗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并封恭妃为皇贵妃，不过明神宗不接这茬，他不喜欢朱常洛，也不愿意加封恭妃王氏（原为朱翊钧母亲慈圣皇太后李氏的慈宁宫宫女）。
张廷玉的《明史》卷一百一十四后妃列传中记载“外廷疑妃有立己子谋。群臣争言立储事，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帝概置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这完全是东林党们歪曲明史给误导的，其依据就是《明神宗实录》中几次朱翊钧对于大臣上疏所做的答复，原话如下，摘录几段：
万历十八年正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他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如恭妃王氏他有长子，朕著他调护照管，母子相依，所以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他？”
十月，“朕览卿等所奏固是，但皇子体脆质弱，再少俟时月，朕自有旨。其于长幼之序，岂有摇乱？内虽皇贵妃之尝赞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议。朕前已面谕卿等知之，今卿等又来陈奏，朕岂不知？朕意必待朕自处，不喜于聒激耳！岂有谣言而惑朕哉！”
庚寅。今肺腑之臣郑国泰疏中有云：“皇贵妃跪而诤之至此，而天听犹高臣等所未喻也。臣等惓惓愚忠，以为国本不可不豫建，储训不可不豫端，伦序已明，何若早立？一日之为安，睿龄渐长，何若早教？一年之为益，惟望皇上俯顺群言早颁成旨。”
万历二十一年正月，“朕虽去岁有旨，今春行册立之典，且朕作读皇明祖训，内一条：立嫡不立庶之训。况今皇后年尚少，傥后有出，册东宫乎？封王乎？故朕迟疑未决，既卿奏来，朕今欲将三皇子俱暂一并封王，少待数年，皇后无出，再行册立庶，上不违背祖训，下与事体两便。”
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皇亲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使郑国泰亲伯、顺天府儒学附学生员郑承恩奏请册立东宫，以彰皇贵妃之贤，以免郑国泰之罪，上怒黜承恩为民”。
简单梳理一下可以发现各方观点：
发起事端的外朝大臣：皇长子出生迟迟未立，生母恭妃王氏未得进封，按祖训应该立皇长子为太子，进封其母王恭妃为皇贵妃；而皇三子之母郑贵妃则屡受恩宠，有“鹊巢鸠占”之嫌。
明神宗朱翊钧：先说自己心中有数，不会动摇长幼有序的祖训，现在皇长子还小，不用日复一日的来催我。后来又说，郑贵妃曾经主动跟我提过策立太子之事，你们这样是属于恶意中伤。再后来又辩解说，中宫的王皇后还很年轻，一直没生育皇子，万一哪天生个皇子怎么办，所以才会迟疑不决。要不现在将三个皇子（朱常洛、朱常洵、朱常浩）一块封王，等他们长大了，万一皇后没能生出嫡皇子，再进行册立也不迟。
郑贵妃：明朝“立纲陈纪，首严内教”，后妃不得干政。所以，《明实录》并没有直接说郑贵妃的态度，但其弟弟明神宗和郑国泰都曾替她说话，说郑贵妃曾跪着哭着求册立东宫。
透过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问题出在明神宗朱翊钧身上。众所周知，朱翊钧成年后摆脱张居正的节制约束，其叛逆、抵触的行为就表现出来。
在立储问题上，朱翊钧自己说也很清楚《皇明祖训》，但实际表现上，他并不喜欢这位皇长子（跟宫女王氏的感情应该一般）。理由很简单，因为同样是生皇子，王氏只是个恭妃而已，郑氏却得以连续四年加封至皇贵妃，至于他对恭妃“不能朝夕侍奉，何尝有偏”完全是自圆其说。至于说后来拿王皇后年轻有可能会继续生育来辩解，显然是有给自己开脱之嫌，至于说三位皇子一并封王，等皇后不能生育再册封太子，这更是一种“月攘一鸡”之举。
两相比较，大臣们担心朱翊钧的理由不无道理。这时长大成人的朱翊钧已经不是当年的小皇帝了，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争论的话题表面上是皇帝后宫家事，但实际上君权和臣权间的斗争角逐。
大臣们上疏倒无可厚非，也挑不出什么错来。但明神宗一直不答应，甚至不时责罚大臣，似乎更激起了绝大多数大臣们的斗志，认为正义在自己这边，形成了一个松散的“道义”联盟，逐渐变成了攻击郑贵妃及其家人，从而导致郑贵妃成了皇权与相权（臣权）斗争的靶子。这就是为什么前面《明实录》中，明神宗及郑贵妃家人为其开脱，避免其卷入政治旋涡。
密誓立爱争储传闻的真伪
外廷明神宗为维护君权地位，不断打压上疏陈情的大臣。而有关内廷郑贵妃谋储上位的传言也是不断。虽然这些观点多见于野史，但无风不起浪，即便是东林党人造谣歪曲，通过这些记载能够反映出一些端倪。
野史中有郑贵妃恃宠与明神宗“密誓立爱”，其大致内容就是册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自己则做皇后，两人还写下一份约定，放入玉盒。对于这种传闻版本有多个，明人文秉的《先拨志始》、李逊之的《三朝野纪》、谈迁《枣林杂俎》、黄景防《国史唯疑》等都有记载，但其真伪与否，学界观点不一。
对于皇长子朱常洛的母亲王恭妃，由于其是宫女出身，地位卑微，一直不为明神宗所接受。明人文秉所撰的《先拨志始》中记载，郑贵妃就趁明神宗高兴时，利用各种机会向他吹风，称呼“好个老嬷嬷，暗行讥刺云”。而且，明神宗朱翊钧在跟母亲李太后的对话中，称呼朱常洛一口一个，他是都人（宫女）的儿子，李太后（早年也是宫女出身）反问他说你也是都人的儿子。不仅如此，《先拨志始》中还记载，为了阻止皇长子朱常洛被立为太子，郑贵妃还诬陷“皇长子好与宫人嬉，己非童体矣。”，打算让其名声败裂。彼时，王恭妃和皇长子朱常洛一直呆在远离乾清宫的景阳宫中，相依为命，而且倍受冷落，明神宗对母子二人的膳食、衣服、侍从等标准都很微薄。结果，明神宗让人调查之后，证明朱常洛是清白的。
《先拨志始》中相关记载
《先拨志始》中相关记载
《先拨志始》中相关记载
当时，后宫还有一位敬妃李氏也深受明神宗宠爱，据万斯同的《明史》卷一百五十一中记载“贵妃李氏宠亚于郑氏”，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李氏生病后，由郑贵妃的亲信太监张明为其医治，据刘若愚的《酌中志》记载，“张明精于医药，最蒙宠升，但结果是张明为李氏诊治后，李氏竟然病逝。对此，万斯同的《明史》卷一十五中甚至直接认为“郑氏因其疾使御药房内张明投药阴杀之。”当然，这些观点都是清人推测，郑贵妃的嫌疑是否属实有待商榷。不过，这位李敬妃去世后，明神宗是悲痛不已，追封她为皇贵妃。
此后的“国本之争”，明神宗朱翊钧跟大臣们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大臣的上疏要么留置不予下发，要么寻找各种借口推脱日期，以至于失信于大臣，引发朝臣内讧。但大臣们也不依不饶，步步紧迫，利用成人礼、婚事、册立等礼逼迫明神宗就范。最终，慈圣李太后支持皇长子朱常洛的决定，成了压倒神宗皇帝的最后一根稻草。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正月，皇长子朱常洛才得以出阁讲学，移迎禧宫。十月正式册立为了皇太子。结语
终归，郑贵妃没能获得皇后之位，儿子也未能继承大统。与其他后妃相对而言，在后宫争斗中，她却是个长寿之人，先后跨越了万历、泰昌、天启和崇祯四朝。作为一个女子，她虽然不能直接干预政事，但她对明神宗的作用，却使得万年间君臣博弈白热化，直接对晚明政治走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的万历一朝虽然表面平静，但依然是暗流涌动，“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的背后，郑贵妃的活动似乎并没有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