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说到郁达夫，熟知者众，至于周达夫，鲜少有人知晓。
这位先生，因为受到冲击，晚年精神恍惚，妻子杨沫也不幸去世。
所以，金克木先生也不愿过多谈论自己的老友，此刻谈到，更多是对一种当年在印度加尔各答与周达夫同住梵竺庐研究学问的美好时光的一种怀念吧。
很久以后，苏亦才知道，原来在今年的三月份，在俄语系任职的杨沫女士选择了一种让人惋惜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金先生谈起老友的爱情故事，或许不仅仅是调动课堂气氛那么简单吧。
其实，周达夫也曾经在北大中文系当过教授。
当年周被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从印度请回国，许诺给他一个大学校长当，结果次年朱家骅就被调任交通部当部长，周的学长职务也不翼而飞，只好当中大担任教授。
然后52年院系大合并的时候，中大中文系就并入北大，周也随之来到北大教书。
不过这位先生也不是什么性格安分的主，跑去学部（社科院的前身）情报研究室翻译资料。没干几年，又不干了，北大又不想回，便调到中央民族学院。
这位先生似乎对学术心不在焉，除了早年间发布一些文章之后，后面似乎也开始跑偏了，不然，他的学历以及学问水平，怎么可能在国内学术界寂寂无名，以至于到现在，大部分的学生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金克木先生在讲述梵竺庐讲述到周达夫的时候，既然真的有学生把对方当成郁达夫了。
甚至，有学生说，“我读过周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很感人。”
当时，苏亦哭笑不得。
好在，这位学生讨论的声音也不大，很快就被旁边的同学矫正认知。
金克木先生也没听到，不然，不知老先生会作何感想。
其实，老爷子在北大当教授之前，已经在多个学校教书。
比如，去印度之前，就在湖南大学当教授，比如从印度回来之后，在武汉大学也当过教授。
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张绣予还特意跟苏亦说起来金克木先生早年间在武大的经历。
“在来咱们北大之前，金先生是在武大教书的，从印度回来就被聘请到武大教梵文，最后，机缘巧合之下，又去哲学系教授印度哲学。听说，当时，吴宓先生起初不太放心金先生去哲学系授课，结果一节课听下来，吴宓先生就被折服了。”
吴宓？
猝不及防，又多了一个著名学者。
如果对这位先生不甚了解的话，有机会去读一读《吴宓日记》那么就什么都清楚了。
苏亦对吴宓不陌生，却金克木在武大的这段经历并不熟悉。
询问之下，张绣予才解释。
原来上世纪40年代，吴宓任武大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推荐金克木到外文系教梵文。当时，武大找不到教印度哲学的合适人选，而这门课程又是必修课，文学院长刘永济就把金克木安排在哲学系教印度哲学。
“这样一来，吴宓先生就有些不放心了。他还把自己的担忧对金先生说，你教语言文学，我有信心。到哲学系去，我不放心。”
说完，这姑娘望着苏亦，“你猜金先生怎么说？”
这怎么能够猜得着。
苏亦直接摇头。
不过按照苏亦对老先生的了解，这位先生应该不会拒绝吧？
张绣予也不吊他的胃口，“金克木回答说，到哲学系对我更合适。因为我觉得，除汤用彤先生等几个人以外，不知道还有谁能应用原始文献讲佛教以外的印度哲学，而且能联系比较中国和欧洲的哲学，何况我刚在印度度过几年，多少了解一点本土及世界研究印度哲学的情况，又花过工夫翻阅汉译佛典，所以自以为有把握。”
果然，这才是符合苏亦对老先生一贯作风的认知。
北大师长平易近人者多，却不是每一个先生都平易近人。
比如苏亦的导师宿白先生，就是以严厉著称，很多学生都害怕宿先生。
苏亦也是。
每一次看到宿先生，都有些怵。
金克木先生也有些孤傲，老先生其实是一个很睿智的人，对世事洞察能力之强，让人感叹。
同样，他也没有周一良先生的书生意气。这也让老先生在历次运动中都能够全身而退。
张绣予毕竟跟随着自己长辈去拜访金克木先生，对老爷子的性格估计也了一定的了解。甚至对金克木先生的一些轶事，肯定是也是了解的。
不然，怎么可能凭空说出这样如此符合老先生性子的话。
苏亦点头，“金先生这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据我所知，国内能像金先生这样应用原始文献来印度哲学的学者，确实不多，汤用彤先生是一个，估计陈寅恪先生也可以，不过陈先生并不是研究哲学的。”
在国内老一辈的学者之中，陈寅恪和汤用彤两位先生，应该是中国开拓梵学研究的先驱者了。
这两位先生跟吴宓先生，一起并称“哈佛三杰”，早年都有哈佛的留学经历。
陈寅恪先生先后在哈佛跟柏林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他主要将梵文和巴利文用于中国佛教史研究，包括佛经的翻译、佛教的传播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几乎与陈寅恪同时，汤用彤也在哈佛学习梵文和巴利文。回国后，他也主要将梵文和巴利文用于中国佛教史研究，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
尤其是汤用彤率先突破中国梵学研究局限于佛学研究的传统，撰写了一部《印度哲学史略》。他还遍览汉文佛经，辑录了一部《汉文佛经中的印度哲学史料》。这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印度哲学史研究的独特贡献。
所以，陈寅恪、汤用彤、吴宓这三位先生又一次在金克木先生的故事里面出现了。
老先生自比汤用彤先生，可想而知，他对自己学问有多么的自信。
这种强悍的自信，肯定是建立在自己学识的基础上的，不然，就是狂妄无知了。
显然，张绣予对此并不陌生，她笑这说，“金先生自比汤用彤以及陈寅恪先生，就算如此，吴宓先生仍不放心，毕竟，金先生不是研究哲学出身的，然而，吴宓先生还特意在教室外听了金克木的第一堂课。结果后来，金克木连语言带哲学，就这样讲了下去。”
这段话很大的留白空间。
这姑娘不讲吴宓先生听课后的反应，但，金先生开可以继续在武大开设哲学课就已经说明一切。
张绣予跟苏亦在课间讨论金克木的轶事，周边的学生都忍不住侧耳倾听。
都在疑惑，她俩是何人？
怎么会比他们这些东语系的学生对金先生的事迹还要了如指掌。
然而，刚有人跟张绣予搭话，还没来得及自我介绍，下半节课就已经开始了。
张绣予指了指台上，最终也没有告诉对方，她的名字。
苏亦目睹这个尴尬的搭讪现场。
上课钟声响起，金先生双手倒扣在后背，慢悠悠地出现在教室之中，示意着同学们落座之后，继续上课。
恢复高考后的大学课程安排跟后来的大学差不多，都是把两节课安排在一起上，然后中间休息十分钟，金先生的课堂也是如此。
唯一不一样的是，老先生尤为喜欢拖堂罢。
讲着讲着，中间十分钟休息时间都快过去了，老先生才后知后觉，好在，老先生也不是什么拖堂狂魔，还知道给大家休息时间，只不过这十分钟往往就变成了五分钟。
前面的课程，更多是介绍正本《梵语文学史》的概况。
也就是前言部分。
跟大家讲述一下梵语文学史到底是在讲述着什么。
这些每一门新课程必经的阶段。
当然，也有老师不照本宣科。
特立独行的老师，就喜欢扔开课本，或者说不愿意讲课本。
前世苏亦就没少碰到这样的老师，上课也不讲教材，一来说，“课本上东西，你们自己去看就行了，不需要我再去赘述。”
然后，就开始扯一大堆不相关的内容。说着说着就喜欢跑题，比如明明讲述近现代史的老师，却偏偏喜欢去抨击中国教育现状去抨击中国房地产。
当然，听这些老教授的牢骚，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
甚至，也不是说不讲教材的教授就不是优秀的教授。
然而，金克木先生跟苏亦前世遇到的老教授还不太一样。他虽然不翻讲义也不带讲义，但他的讲课内容并没有跑题。
依旧围绕着梵语文学史来讲述。
上一课讲述梵语文学的概况，这一节课，重要讲述着梵语文学是怎么来的。
“1946年，我回国的时候，就准备写两本书，一是印度哲学史，一是印度文学史。因为两千年以来，中国的印度学研究始终局限于佛学。而佛学只是印度古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也曾盛极一时，并在亚洲广为流布，但在印度国内并不属于主流文化，且已在12世纪消亡。印度古代的主流文化是婆罗门教(或称印度教)文化。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两本并没有能写出来。”
这种情况跟胡适的《中国禅宗史》有点像。
说到这里，老先生又给大家科普一下印度的灭佛过程。
“大家都知道当年***教的军队入侵印度后，对佛教寺院进行了大规模的毁坏和掠夺。佛教徒大量被杀或者被迫改变信仰。佛教赖以存在的人员和物质基础被破坏。这是导致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的一个较直接的原因。”
“然而，佛教徒那么多人，为什么***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灭他们？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佛教徒都不抵抗，而印度教徒不一样，他们并不顺从，这样一来，印度教自然而然就成了主流。当然，佛教在印度灭亡，跟他们的教义有关，有内因跟有外因。不过，我讲授的不是印度宗教史，暂时不跟你们分析这些了。”
“这节课，主要跟大家讲一讲印度学。”
“何为印度学？19世纪西方学者开创的印度学是对印度语言、历史、宗教、文学和社会习俗的全面研究。由对印度梵语的研究，确认印欧语系，开创了比较语言学。由对印度宗教、神话和寓言故事的研究，开创了比较灭亡宗教学、比较神话学和比较文学。”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中国的学者正在干什么呢？19世纪中国学者忙于应对西学的挑战，无暇顾及印度学。长期以来，由于印度学知识在中国不普及，一般人士都沿袭古代高僧的说法，视印度为‘佛国’，以为印度自古迄今是个佛教国家。”
说着，金克木就开始讲述着国内学者对于印度学的相关研究。
恰巧，就是之前苏亦跟张绣予俩人聊天的时候，谈论到的陈寅恪跟汤用彤，这两位先生直接推动了中国梵学的研究。
说到这两位先生，那么国内对梵语研究的集大成者——季羡林先生肯定不会错过。
季羡林先生早年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他回国后，在北大创建东方语文系，这些事情大家都不陌生。
甚至金克木还直接推荐了季羡林先生的两本书《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以及《印度简史》，这两本书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
实际上现在大部分学者的学术著作都是五十年代出版的。毕竟十年时间，是一个很明确的学术断档期。
苏亦听到金克木在课堂上推荐季羡林先生的著作，都有些感慨。
这两位支撑起来整个北大东语系的半壁江山，至于梵语巴利语专业，完全就是这两位老先生在坐镇。这两位的学识肯定毋容置疑，交情肯定也非同一般。
而且这两位研究的领域，似乎行程一种奇异的互补。
不过这俩位治学方式却大相径庭，金克木跟饶宗颐差不多，属于自学成才。而季羡林则跟周一良有点像，都是学院派，并且都是海龟派。
当然，之所以拿季羡林先生跟周一良先生做比较，原因很简单，这两位先生私交更好。他们除了相近的学术背景，这中间还有陈寅恪先生做纽带，除此之外，这两位十年的牛棚经历，也让他们接下极为深刻的友谊。
至于周一良跟金克木两位先生之间，交情如何，苏亦了解得不多。
或者说，这两位先生之间应该只算是泛泛之交，毕竟前世之中，这两位的文章或者作品集中嫌少有学术来往。让后辈很难在字面资料上去研究他俩的交情。
而季羡林跟金克木两位先生的私交，那就没少好说的了。
按理来说，东语系这两位在学术上应该互相不对眼才对。毕竟同行是冤家，而且还是研究如此相近领域的学者。
甚至，前世苏亦还看过一些营销号在写这两位先生的时候还用东语系王不见王来形容两位老先生。
当时，苏亦就哭笑不得。
这两位，虽然治学方式不一样，但，两位都在北大东语系待了那么多年，五十年多年的同事，还曾经创建东语系，创建梵语巴利语专业，说这两位老先生王不见王。
苏亦怎么可能相信。
还别说，这俩位都是鼎鼎有名的北大未名四老，都住朗润园，天天到未名湖畔散步，怎么可能王不见王？
这不，在课堂上，金克木先生都理所当然地推荐季羡林先生的著作，这种强烈安利对方著作的做法，充分地表露金克木对季羡林先生学术水平的认同。
然而，要说这两位先生的之间有没有那么一点猫腻。
应该也是有的。
毕竟这两位的性格，太明显了。
相传，1960年，北大开设第一届梵文巴利文班，季羡林金克木两位先生交叉授课，风格却迥然不同:季羡林总是抱着一大堆事先夹好小条的书来，按计划讲课，绝不拖堂;金克木则是一支粉笔，口若悬河，例行拖堂。
还没来之前，苏亦还不相信这个传闻，现在在老先生的课堂上。
这种感觉就太明显了。
确实整节课下来，除了前面拿的文献当教具展示之外，老先生就没翻开过自己的讲义，或者说，他压根就没带讲义。
全程都是手中的粉笔在写写画画。
甚至，说到某些文献的时候，老先生还直接写出来原文，这个记忆，就连苏亦都佩服。
重生以后，他这个前世修行资质一般的渣渣，到了现在，唯一可以拿出手来的就是记忆还不错了。
以前背的名词解释，现在基本上翻翻几次就可以熟记，对于苏亦来说，在这方面的天赋已经类似于作弊了。然而，对于老先生来说完全就是与生俱来。
这就有点阔怕了。
一堂课下来，就让东语系的学生充分感受到老先生的渊博了。
而且，幸运的是，苏亦过来蹭课的时候，这边也才上第一堂课。来晚了，估计很难再听到老先生评论这些前辈同仁的故事了。
学术史部分，估计每一年都会讲，但，老先生跟周达夫之间的关系，估计过了今年，往后还会不会再讲就是未知数了。
正因为如此，等第二节课下课钟声响起来的时候，苏亦竟然有些恋恋不舍。
他太喜欢这位老先生的课程了。
并非是对梵语文学史有这一股天然的热爱，苏亦并不热爱梵语文学，或者说，他的追求不是研究梵语文学或者印度文学，甚至连印度哲学印度历史都不在他的研究范围。
他更加感兴趣的是，金克木先生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