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要问北大那一个园子最出名，其实，苏亦也说不上来，因为都挺出名的。
然而，要问哪一个园子建造之初最为奢华的话，那肯定是燕东园莫属了。
因为燕东园一开始建造就是为用来给燕大的教授们当宿舍楼用的。而，当初燕大的教授基本上都是从外国聘请过来的，所以，燕东园的建筑采用了西式郊区的别墅风格。
啥叫西式郊区别墅风格？
就是一两层都不算太高的小洋楼，小楼样式各不相同，却又合理美观，充满了设计感。因此一度成为清华建筑系学生的写生的理想场所。
而且，所有小楼都是砖木结构，冬暖夏凉，更加奢华的是这些小楼建筑用的木材全是红松。据说，还是从千里之外的非礼宾运运来的，这些都是质量上佳的红松木材。就算是后世，这些木材从中间劈开了，木心依旧鲜红如血，可想而知，这些红松有多珍贵。
燕东园的小楼大部分都是1927年建成的，到了78年，已经有了半个世纪的历史了。
而，五十年代院系大合并的时候，北大搬到燕园，能够入住燕东园的都是建国前成就非凡的大学者。
当然，相比较燕南园的知名度，燕东园还是弱了一些，之所以弱，不是入住燕东园的学者学术水平弱，而是，北大的领导们大部分都喜欢入住燕南园。
这主要跟两个园子的位置有关系，燕南园在燕园里面，而燕东园则在燕园外面。
燕东园位于北大东门以东、清华西门以西的中间地带。北大燕园主体部分中间被中关村大街隔开，到了八十年代，中关村大街拓宽以后，南北畅通，燕东园和北大之间被分割就更加明显了。
前世，苏亦去燕东园的时候，这里面已经大变样了，除了一些独栋的小楼，还多了好多六层左右的住宅楼，甚至，不小的院子都被拆掉，一些小院子也因为修缮不及时，破破烂烂的，很难像想象这是当初燕大最为奢华的教授楼。
苏亦曾经看到邓云乡的《文化古城旧事》，里面曾经描述：
“由燕东园到燕园东门的一条小路，也是风景极优美……在这条幽静美丽的小路上，有几家泥墙小院的农舍点缀其间……而在这几户农舍的旁边，还有一条浅浅的流水……这一带，完全就是江南水乡风光，夏天由燕东园到燕园的小路两房，还可以看到荷塘……”
这书描述了不少老北京的大学校园，描述燕东园到北大东门之间小路，也被说得极美。
然而，到了七八十年代，这些东西几乎看不见了。
除了从玉泉山流下来小溪流，啥痕迹都没有，别说农舍，连荷塘都不见踪影了。
苏亦是下午放学就直接过去燕东园的，恰好，下午上完党史课程之后，本科第一个学期需要上建校劳动课，相比较之下，他们研究生就幸福很多。
所以上完课，苏亦这边暂时没事，他就打算去燕东园探路。
说实话，来北大那么久了，除了朗润园，其他园子他都没去过。恰好现在有时间，走一走，也挺好。
也就一两公里的距离，苏亦穿过一些小径，从东门到燕东园，也就二十分钟左右。要是有自行车就更加方便了，不过，这年头没有购车票想要买自行车也不容易。就算二手自行车对于这个年代的大部分人都也都是一个宝，在北京这地界，苏亦人生地不熟没啥门路，不像新会，有他小叔在公安系统任职，想做点啥都方便。
所以短时间内，苏亦在北大也就老老实实地靠十一路公交车当交通工具了。
因为听了太多次，燕东园曾经作为清华建筑系写生的理想场所。苏亦这一次过来的时候也拿上自己速写本，甚至，到了燕东园的时候，就开始作画。
不过他画的是建筑物速写图而非建筑结构图，而且，也不是从建筑学的角度去绘画，完全就是肆意作画。甚至，用的也不是铅笔而是直接用钢笔来作画，不在乎画得怎么样，重要的是在画。
这段时间，天天翻看文献，虽然这是苏亦喜欢做的事情，没事干的时候，在图书馆翻翻书，看着这些竖排印刷的繁体版文献，有时候也挺醒脑的。看到了对繁体字也没啥感觉，跟翻看普通的简体书差不多。唯一，脑壳痛的就是翻看古文献，这玩意，看得太多了，也扛不住。
这一次燕东园之行，苏亦权当过来放松，而画画也算是他位数不多可以做的爱好之一了。
其实，他爱好还听宽泛的，除了不会跳舞，音乐、电影、文学都喜欢，嗯，体育方面是渣渣。但这个年代啊，买啥都不方便，吉他他倒是想买，但也要缓缓。至于电影，也是有的，甚至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都可以去北影去看内部电影，然后做审查评语。苏亦甚至想着啥时候，可以跟钱立群这些老大哥他们一块去蹭片。
这个年代，燕东园还没有那些六层的住宅楼，整个园子一共有22座小楼，从21号排到42号。燕东园的整个园区，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中间有一座西式小桥分割东西，两个区域的中心，都有一个广场，每个广场周围环绕着若干座小楼。东区是21-29号，西区是30-42号。如果从空中俯瞰，整个园区就像是一副眼镜，中间的小桥，就像是架着眼镜的鼻梁。
周一良先生住在24号楼，所以，苏亦的作画区域先从东区开始，从21楼小楼开始作画。
燕东园的东区，同样是硕学云集。21号北半侧是金岳霖的旧居。
金岳霖啥？
大哲学家。
研究哲学的，都是爱浪漫的。
这位先生最出名的轶事就是跟林徽因的感情，有传闻，他为了林徽因终身不娶，甚至，林徽因还一度喜欢上，还跟她丈夫梁思成坦白，最终梁思成说尊重她的选择，如果她选择金，梁就退出，最后金得知此事后，说梁比自己更爱林，也就开始退出。
这些故事传得有鼻子有眼。
苏亦也不知道真假，也不想像陈寅恪先生那样去做考证，不过，多半不是真的。林先生欣赏金岳霖是真，甚至，这两家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还曾经是邻居，林徽因的孩子都喊金岳霖“金爸爸”。
不过苏亦，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金岳霖确实此生不娶，而，梁思成在林徽因病逝7年后，梁思成便和小他足足27岁的林沫结婚，再加上又是师生恋，无人祝福无人看好，直到梁思成去世林沫都没有得到梁家的认可。
甚至，林沐还曾经写过一本书《梁思成、林徽因与我》，里面介绍了不少事件，但是以作者的视角去诉说的事情，免不了美化或者避重就轻的说一些事情。
关于林徽因的轶事太多了，多到多不胜数，然而，最让苏亦印象深刻还是曾经当过飞行员的名誉家长，还有她那一篇《哭三弟恒》，这位女子的一生经历可不是仅仅是跟民国三大师之间的风花雪月以及爱恨情仇。
说回，金岳霖，这位先生的痴情为世人称颂，却很少有人自己他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鸡，在昆明的时候，他还喜欢拿他大公鸡去跟村里的小孩斗鸡，甚至，空袭的时候，别人抱着财物跟书籍躲避，他直接抱着大公鸡。
苏亦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位先生是喜欢养鸡，更多是感慨当时大后方昆明的条件之艰辛，因为，后来，还金岳霖也把宰杀自己好不容易养起来的鸡给病种的林徽因煲汤。
不过，此时，金岳霖已经不在北大教书了，但，门前的枣树依旧枝繁叶茂，听说，这课枣树还是金先生亲自栽下来的，家门口有一棵枣树，结出的枣子非常甜美。
这个时候，枣树上的只有零星的几颗果子了，不然，估计就有小朋友跑到院子打枣了。
后世，21号楼，西侧已经改造成小区主干道，朝向马路的一面无遮无拦，已经没有庭院幽静之感，不仅如此，还破旧不已，很难想象，这就是曾经大学者金岳霖坐过的院子。
金岳霖离开以后，21号还居住过美国史专家陈芳芝。
21号另一位居民，则是著名体育学家林启武。林启武是泰国华侨，早年留学美国，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担任体育教学工作。目前为止依旧住在燕东园21号楼，这位先生后来104岁才去世，被称为生活时间最长的居民了。
不过苏亦对这位先生的轶事，并不太熟悉。
所以绘画完毕，他也没有去打扰人家，直接跳过去，继续画22号楼。
22号在1952年以后居住着德语文学专家冯至与哲学家贺麟。冯居住在22号的前半部，贺居住在后半部。冯至先生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70年。
不管德语还是哲学，对于苏亦都有些远。
跟21号楼一样，画完就收工，接续下一站——23号楼。23号居住着西语系教授严宝瑜，还曾经住过气象学家、中国气象事业的先驱李宪之先生。
23号画完，接着24号。
估计是前来写生的清华学生太多了，小区内见到有学生在画画，也没有人驻足观看，只是好奇瞥一眼，然后匆匆离去。倒是有一些放学的小朋友一直跟在他的后面。
而且，越来越多。
然后等到他到24号楼的时候，小朋友的声音就有些大了。
甚至，苏亦还没来得及开始作画，就看到周一良从院子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站在外门的苏亦，他也楞了一下，然后笑，“既然到家门口了，为什么不敲门进来啊？”
苏亦能说自己今天是过来探路跟作画不打算拜访的吗？
好像不能。
而且，他也不是真的不打算过来拜访周一良先生，更多是突然造访，没有预约，也不知道对方在不在家。
所以，才拿着速写本过来，想着万一周家没人，自己也可以趁着夕阳西下这段时间画一些速写也不亏。
不过现在周先生既然在家，那么24号楼的建筑速写看来是画不成了。
苏亦收起速写本，挥手就让跟在身后的小朋友散去，结果小朋友却没有散，直到周先生从口袋里面拿出来一把枣子分给他们，这帮小崽子才散去。
啥情况？
难不成24号楼也有枣树？
苏亦突然想起来一句名言，“我家门前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
仿佛知道他的想法，周一良说，“前段时间，隔壁21号院子的枣树结果了，打下来晒干之后，就都分给大家伙。刚才听到声音，刚好，隔壁23号有颗梨树刚结果，我以为园里的小孩，翻墙去摘摘梨，生怕他们摔着，就拿出些枣子分给他们。”
苏亦恍然，难怪那么巧，周先生就走出门了。
把苏亦迎进门以后，周一良说，“我以为你周末才过来，没想到你今天就来了，你要是再早点，我都不在家。”
苏亦实话实说，“我也是碰碰运气，认个门。”
其实，24号楼长期居住着两家：朝南一面，是气象学家谢义炳和李孝芳夫妇；朝北一面是史学家周一良教授和邓懿夫妇。
周先生在这里居住了四十三年，写作了大量的著作和文章，但常年居住在朝北一面，也颇以为苦，曾写下“四十三年阴山背后”以解嘲。
周先生在北大校园外面的燕东园住了43年，居室终日不见阳光，直到晚岁迁居，才得走出阴山背后，搬到朗润园。
所以说，燕东园的这些小楼，也并不是一栋都阳光明媚，庭院幽静，美观宜居。
苏亦刚进入院子，正巧也碰到对面房子走出来一位老先生。
见到他们，还打招呼，“老周，家里来客人啦？”
周一良解释，“系里面的学生。”
说着，就给苏亦介绍，“这位是咱们北大，地球物理系的主任，谢义炳教授。”
1978年，谢义炳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主任。
来之前，苏亦已经跟许婉韵打听清楚，燕东园各栋小楼的住户，所以，突然遇见这位教授，苏亦也不意外。
等周一良解释完毕后，苏亦也顺势问好，然而，跟历史系的诸位老师一样，谢教授对苏亦也充满了好奇。
临出门前，还拍了拍苏亦的肩膀，“小伙子不错，你可是这些年来第一个过来我们24号拜访的学生。”
得知到这一事实的苏亦，感慨不已。
倒是，等谢义炳教授离开，周一良很坦然道，“不过不方便大家过来到家里拜访，并非大家不愿，你不要多想。”
说实话，周一良也没有想到苏亦真的会上门，他此前发出邀请是真心的。但，这些年，不少学生听到他周一良这个“小周白毛”的名头就是畏之如虎，避之不及，哪里还会有人到周家拜访他这个昔日的北大师长。
却没有想到恰巧在图书馆偶遇的小娃子竟敢孤身前来拜访。
周一良唯一能感慨的就是这小娃子还小孩单词不懂事。也正因如此，周一良望向苏亦的目光就更加的温和，等苏亦进入客厅之后，他就朝着里面喊道，“邓老师，家里来客人了。”
苏亦刚进门，映入眼帘就是一个大书架上都被密密麻麻的书籍给塞满了，不过相比较邓广铭先先生办公室的凌乱，周家的书籍却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很明显地看出来两位先生不同的生活态度。
苏亦刚落座，就看到邓老师从里屋出来。此刻的邓老师双手捧着茶壶茶盘，腰间却还系着围裙，应该是在准备晚饭。
苏亦连忙起身问好，“邓先生好。”说着就准备帮忙接过茶盘，却被邓老师示意他坐下，“不用客气，有些烫，你先坐着，不要紧张。”
等苏亦落座，她冲茶倒茶递给苏亦以后，才笑，“以后别喊我邓先生，叫师母或者跟你们周老师一样喊我邓老师就可以。”
苏亦从善如流，“好的，师母。”
至于邓老师，先不喊了。
邓老师笑，“你想跟你周老师聊，我去做饭。”说着又问，“你没吃完饭吧？一会留下来吃饭，我多加个菜。”
苏亦连忙拒绝，“太麻烦了，我一会就回去。”
邓老师说，“别客气。”
周一良先生也说，“你才过来，你要离开，是嫌弃我们夫妻俩待客之道不成？”
苏亦哭笑不得，“学生哪敢。”
周一良摆手，“那就听你师母的。”
邓老师也不参与他俩的聊天，示意苏亦不要紧张之后，就返回里面做饭。
天地良心，苏亦真不是过来蹭饭的，他来之前，还真没想到这一出，直到邓老师系着围裙出来，他才意识到饭点了。
相比较王永兴先生健斋的住处，周家就充满了生活气息。从屋子里的生活气息来判断，似乎周家的子女都不住这里，只有老两口居住。
想想也正常，周一良先生都六十多了，周家的儿女肯定也都怎么说也都四十左右早已成家，24号小楼肯定是没法住下那么多人。
苏亦到周家拜访，并非简单的礼节性拜访，周一良让苏亦过来也不是让他过来认门的，而是让他过来补课的。
不过，等苏亦喝茶润嗓子以后，周一良就问，“喜欢绘画？”显然是看到他速写本里面的建筑速写图了。
苏亦简单解释自己家的情况，当周一良得知他父亲师从关山月老爷子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你突然学考古，也算是‘误入歧途’了。”
“家里人支持吗？”周一良问。
在民国，贵公子学史，比如，陈寅恪，比如周一良，还比如荣逸（毅）仁。
这位大领导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读的是历史系。作为荣氏家属的第三代传人，自然不需要也不会考虑毕业后的出路，荣家看重的是圣约翰大学的声誉和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他们更明白，荣毅仁需要的是驾驭全局的能力，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手段和技术水平。
如果是一个小企业主家庭，恐怕不会让子女上学费昂贵的大学，学对他们的企业没有直接用途的专业。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但大部分情况下，普通家庭学习历史，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或者说不普通国内重理轻文的大环境。苏家好不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宝贝疙瘩，就算不继承家学也应该偏到考古学来。
苏亦只好说，“我奶奶是天马村人，正好就在梁任公故居茶坑村的隔壁，从小就听到梁任公的故事长大。后来无意间得知梁思成跟梁思永两位先生的故事，就慢慢的喜欢上考古学，平时也画一画建筑速写图，尽量不荒废绘画这门技艺。”
周一良笑，“陶冶情操挺好，据我所知，季庚先生当年还接替思成先生讲述古建筑的课程。你的手绘能力未来在中国古建筑考古方面上，大有可为。”
说到这里，话题才转到王永兴，“王永兴先生的课，你听了吗？”
苏亦点头，“嗯，选修了王先生的敦煌学。”
周一良说，“我也猜你会选择敦煌学，毕竟你们研究佛教考古，是没法跨过敦煌学的。不过，王先生的隋唐史你也可以听听，他在隋唐史方面的研究跟你们张光达老师不一样学百家之长，融通致用，才是研究史学的态度。”
苏亦点头，“王先生的隋唐史，下周从开课。”
既然周先生都这么说了，肯定要去听的。
反正，张光达跟王永兴都专攻隋唐史，不过这两位都有各自的侧重，比如张光达还研究中亚史，所以在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肯定更有研究，外语肯定是不错的。
实际上，也是如此。张光达1953年夏毕业留校，在历史系任世界古代史助教。1955—1957年共计两年，还为教俄国史的苏联专家谢?伊?安东诺娃担当课堂翻译。俄语水平自然是不用说的。
而王永兴还研究敦煌文书，尤其是后来还推动了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创立，就知道这位先生的研究侧重点在哪个方面了。
不过，张光达毕竟是中青代，隋唐史的造诣肯定比不上王永兴。就王永兴先生这水平，当张光达的老师都没啥问题。
但，苏亦不是学历史的，不然，这些大牛的课程他肯定都不能落下啊。
聊完王永兴先生，周一良才聊到自己，“说实话，你那天当着我的面，能够把我的博士论文原文背诵下来，给我很大的冲击。这文章，很多细节我都记不得了，所以，那天回来之后，我重新翻找出来观看，一时之间，无尽往事涌上心头。也因为如此，我才跟王先生聊起你，想让他带一带你。毕竟在咱们北大，要论对敦煌文书的研究，王先生应该是权威了，西语系的季羡林先生也是其中一位，嗯，现在季羡林先生已经是咱们北大的副校长了。事务繁忙，估计很难像王先生这样带你入门。”
周先生的用心良苦，然而，苏亦却没法立即答应王永兴的提议。
苏亦也没有隐瞒，说出自己顾虑。
周一良恍然，随即说道，“季庚先生应该不反对你学敦煌学，毕竟，当初敦煌研究所建立考古部门的时候，还得到季庚先生的大力支持。你可能不知道，当年咱们考古系就有两位学生留在敦煌，都是季庚先生带去实习的学生。”
苏亦点头，“嗯，马世昌师兄就是一个，不过，他今年考回咱们北大了，继续在宿先生门下读研究生。”
周一良笑，“难怪。这样一来，你就更应该清楚你导师跟敦煌学的渊源了。广义来说，敦煌学也包括敦煌考古，季庚先生对敦煌学的建设是功不可没的，甚至在他文章也多次提到敦煌文书。未来你要是从事敦煌考古，是离不开敦煌文书的。”
对这点，苏亦是知道的。
之前马世昌送给他的《敦煌七讲》就是宿白先生最开始关于敦煌考古的论说文章，也算不上文章，敦煌七讲只是讲义，还是由敦煌停课的工作人员整理出来的。
但，后来也慢慢流传出来了。
敦煌七讲第五讲说的就是敦煌研究。或者说敦煌学也可以。不过宿先生更是从考古的角度去讲述罢了。
感受到苏亦的顾虑，周一良说，“你也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这个方面王先生会去跟季庚先生去沟通。而且，就算是学考古，也不能闭门造车，因为中国考古学研究对最后，你就发现离不开历史，离不开文献。陈先生提出了预流说，你知道吧？”
苏亦点头，“王先生在课堂上提过。”
陈寅恪在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提出预流说之后，就曾经有过一句话，“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前面说啥不重要，重要是搞学问，不能闭门造车。
周一良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去说考古学也不能说错，中国考古确实离不开文献。比如研究古钱币，古墓葬，古建筑，古遗址，只要历史考古都要从文献去验证。
然而考古学也不仅仅有历史考古，还有史前考古，还有科技考古还有环境还有农业考古各个分支，这是一门需要融会贯通，多学科交叉的学科。
然而，那是其他。
苏亦的情况还比较特殊，他是被宿白先生用佛教考古的名义招收来的。
你都研究佛教考古了，连佛教怎么来的都不知道，还研究哪门子佛教考古？
这样一来就必须要学习佛教史，以及佛教文献，而，佛教史的研究又离不开敦煌文献。所以绕了一圈回来还是要回到敦煌学，似乎，王永兴先生开设的敦煌学苏亦怎么都绕不开。
谈论完别人，周一良回归到自己学术生涯。
“我的一生，早年跟随着陈先生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留学期间学习日文、梵文，归国教书的三四年还可以继续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后面，只要研究日本史以及亚非史了。”
说着，周一良问，“看过我跟吴于廑先生编著的《世界通史》吗？”
这就尴尬了。
苏亦还真没看过。
他知道这本书，但确实没看过。
因为他前世看的都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所以，苏亦只能摇头，“听说过，但还没来得及看，那天在图书馆遇到您，就打算去借阅，但这段时间太忙了，一直没时间。”
顿时，周一良就发出爽朗的笑容，“没看过也不要紧，我与吴于廑先生联合主编的《世界通史》时说，该书“力破`欧洲中心论'观点，所以这书，虽然材料具体丰富而确切，但在观点上不求新奇，采用可信有据的公认结论。不过要说本书的特色，就是增加了大量亚非史及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比起前苏联的教材，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各大学历史系教师普遍认为相当合用。你可以看一看，但因为是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了蓝本，在框架上，并没有脱离太多，合适当基础读物。”
周一良对自己学术的评价，算是非常客观了。既不盲目自夸，也不妄自菲薄。
苏亦对此也是认同的。
他对世界史了解不多，但据他所知，世界通史差不多就三种模式，一种是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世界通史，与其说是世界史还不如说是欧洲史；另外一种就是苏联编著世界通史，周一良跟吴于廑编著的版本大抵属于这类。
剩下最后一种就是吴于廑，齐世荣编著的高教版《世界史》，也是吴于廑提倡的中国风格世界通史，直接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史里面论述。
那种好，那种坏？
反正欧洲中心说，除了看到欧洲学者傲慢之外，也就没剩下啥了。比如前世苏亦看《剑桥中国史》的时候，也是一言难尽。
当然，国内编著的教材，意识形态也很浓，尤其是北大编著的，动不动批判古人封建意识浓厚走出时代的怪圈。尤其是他当初看北大中哲教研室编著的《中国哲学史》的时候，都忍不住皱眉头。
当初无聊的时候，去北大哲学系蹭课，还听过杨立华教授教书宋明理学，然后，这教授特别喜欢张载。然后嫉妒鄙视苏轼跟白乐天。当时，苏亦只能感慨，北大的教授就是牛，啥都敢讲。
嗯，当初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也是在这位教授的推荐去翻看的。
嗯，跑题了。
回归周一良先生。
周先生刚说完他编著的《世界通史》，就直接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苏亦，“其他的著作，我可能没有，但这本书，我家是不缺的。你要是读本科，估计就会给你们发这本教材了。据我所知，咱们北大历史系还在用这本书当教材。”
长者赐不敢辞。
苏亦接过书，想了想，就说，“要不，周先生你给我签个名吧？”
周一良哑然失笑，却不拒绝，直接从口袋逃出钢笔，唰唰的，就写着自己的名字。
然后又写下一段话。
“愿苏亦同学在学术之路上，能够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共勉!”
看到这话，苏亦接过书，然后站起来，鞠躬，“学生一定谨记先生的教诲。”
周一良露出满意的笑容，示意他坐下，“不用如此正式，我们的学术之路，自当如此而已，不然，蹉跎岁月，沦为工具，为他人所利用。”
这话或许就是周一良一生坎坷经历最大的感触吧。
那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出自于哪里呢？
是出自于陈寅恪先生在为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铭中所说：
“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这也是，陈寅恪先生的一生治学态度。
周一良给苏亦写这一段赠言，用意不言而喻。
因为引用了陈寅恪先生的话，周一良自然而然就提到他跟随着陈先生学习魏晋南北朝史的经历。
“我早年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去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但，大半生都过去了。依旧没有能出版一本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此生之遗憾。”
听到周一良这话，苏亦才猛然惊醒。
对啊。
眼前这位北大历史系国宝级的大佬，都65岁了，除了他编著《世界通史》，竟然没有其他学术专著出版。
后世，他的专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似乎一直拖到他担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时候，才能够出版。
但，要说论文，其实老先生的作品真不少了。
早年间，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论文，弄一个合集，不需要修订，都可以直接出版了。只不过，被过去这些年国家的大环境给耽搁了。
所以周一良感慨，“你要是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观看我早年间的论文，虽未能构筑巍峨大厦，而只是起了加瓦添砖作用;但也扫除了不少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时的`拦路虎'。对你，应该是有些帮主的。不过，认为你此时更加需要的应该是关于语言的学习了。”
得，被说中心事了。
苏亦苦笑，“书到用时方恨少，语言方面，尤其是在外语上，我这边底子太过于薄弱了。除了英文之外，日文连入门都不算。”
周一良说，“研究历史，最为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这又分两部分。过去在干嘉时代，学者只要掌握文字学就够了，今天外语的要求比古代人要高得多。现代的学术语言，我把它称做工具语言，是用来吸收知识的必备工具。现代人会了英语也不见得有优势，但不会英语肯定处在被动不利的位置。英语以外，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这些现代语言都是重要的工具语言。”
既然有工具语言了，那就肯定还有其他的语言。
“另一种语言工具可以称作专业语言，例如中亚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一些死文字。过去这些文字解读不了，现在日本就有几个新一代的学者，在这方面达到了世界水平。我想大陆、台湾早晚也会有人赶上去的。又比如你若要研究中国古代，就必须掌握一些古文字，比如金文、甲骨文。现在又出了许多简牍帛书，想要认字，文字学、音韵、训诂等，也都属于专业语言。”
“甚至还涉及到一些已经消亡的语言，这个方面，我就不赘述了。”
说到这里，周一良突然说，“语言固然重要，但表达能力也很重要。我念书时，有些老一辈的先生不怎么善于表达。但我们看一看西方，从古希腊时就非常注意修辞（rhetoric），现在西方史学家也非常重视叙事。narrative着重的不仅仅是怎么把话讲出来，还有一系列关于的要求：它要求你思考，如何把史料证据融合至叙事结构中？这又产生一个问题：这样的写作和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历史虽说不能脱离过去的实际。”
好不容易遇到这样的语言大拿，苏亦当然不会错过，“我在这个方面的学习，确实遇到不少的困境，先生在这个方面有什么更好的切入点吗？”
说完，周一良突然说，“想学外语，第一种外语一定要下大苦工，认真学好，别只从专业领域入手，最好从文学进入一个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交流的载体（vehicle），最基本功能是讲话、沟通，所以周先生建议从读小说入手。现在有很多光碟与学英文的资源，是按照情境（）来学英文，也是个入手的好地方。特别是西方这种变格变位的语言，没有捷迳，一定要熟，要熟到很自然张口便能说的地步。按照自己的专业，找一本相关领域的重要着作进行翻译，也是精进外语能力的好方法。我自己从翻译工作中受益非常多，二十五、六岁时还当过俄国人的课堂口译。我觉得翻译很重要，笔头的翻译是必要的，最好还要有机会做口头翻译。口译的重要性在于，口译过程讲究快速、准确，可以训练并逼使你得完全用外语的方式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