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学考古()”
当苏亦说，自己稍微熟悉的曰本学者之后白鸟库吉的时候，周一良就笑了。
“你之前还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确实应该熟悉他，他应该算是这个方面的鼻祖了。”
白鸟库吉，这个名字，苏亦想不听说过都难。
白鸟库吉，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日本东洋史学东京文献学派创始人。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为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在东宫时代的侍讲（帝师）。他是日本近代对北方民族、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中国神话研究的开拓者，被视为日本近代“西域史、朝鲜史、蒙古学的最高权威”，一生在人种、语言、宗教、历史，民俗，神话，传说，考古等领域贡献颇多，世有日本近代东洋史学界的“太阳”尊称。
同时代，唯一可以跟其相提并论的，或许就是内藤湖南了。
一个称为东大学派另一个被称为京大学派，就是东京大学跟京都大学。
这个家伙，是啥人？
就是曰本蒙满回藏鲜之学才推动者。
从日本的明治维新之后也就是中国的晚清时代起，日本就对满蒙怀有领土要求，这一点，从明治年间突然风起云涌的满蒙研究就可以看出。
1908年，白鸟库吉在满铁总裁后藤新平的支持下，建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陆续出版《满洲历史地理》(1913)、《朝鲜历史地理》(1913)，建立“白山黑水文库”，在1915年更出版《满蒙研究汇报》，大大推动了日本上下对朝鲜、满洲、蒙古的历史研究与现实关切。
说着，周一良又分享白鸟库吉博士向陈寅恪请教所谓中亚史问题的故事。
不过这个故事，并非周一良本人，而是陈门的另外一个弟子——蓝文征。
“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库吉称我‘蓝君’，我心里很不舒服，我在东北大学已当了好多年教授，不称我‘蓝教授’也当称我‘蓝先生’，但我不好表现出来。”
“当时，和田清跑东北，回来拿了一张中国的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赞叹不绝，大家传观，传到清水博士，他递与我先看，我看过了又交与他，他看了问我意见，我答以‘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和田以为是弘光，我看是光绪，写地契的人写错了，把绪字的纟旁写成弓，把者写成了厶，如此而已。’”
“白鸟坐在对面不远，听到了，很惊讶，他要我再看看，我业已看过，我不再看。但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明制为贯或缗，它的格式为清末至今通行的格式。’白鸟点头，和田清过来和我握手致谢。”
“白鸟又说：‘蓝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我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
“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复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正住隔房，他说可以代为求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复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整个故事听完。
苏亦只能感慨，陈寅恪先生牛掰。
陈寅恪先生确实牛，牛到近乎被神话的地步。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尤其是对他的考究之学，觉得太过于细碎拖沓。
至于沙畹，一个法国人，也没啥好说的。
周一良对曰本的诸多学者如数家珍，苏亦也不意外。
因为，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苏亦是知道的，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他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
毕竟，他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曰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1944年获博士学位后，还担任了一年多的哈佛大学日语教员，直到1946年才回国。
所以，在五十年代，周一良还经常出访曰本，甚至有曰本人过来访问，还担任过日语翻译，他的日语水平以及曰本史的造诣，在国内的教授中，绝对算一流的。
至于周一良，一个早年间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人，为什么在五十年代突然研究亚洲各国历史，就跟当时的国家大环境有关系了。
因为刚建国，国际大环境并不是很好。
国家需要学者研究亚洲各国的历史，这个时候，周一良就被选中了。
当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一良、跟丁则良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
当然，上面首先是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另起炉灶，接受新任务。
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周一良受命主持其，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则良先生的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好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一良的赞赏。
实际上，从周一良日后担任的职位就可以看出来，他那段时间的研究方向。
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西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亚非）室教研室主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多次到亚洲、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
在关于佛教史，西域史方面，苏亦多少还能够跟周一良请教一番，对于曰本史，基本上就是苏亦在聆听的份了。
所以，大约了讲了快一个小时以后，周一良就判断出来，苏亦在曰本史方面是一个半吊子了。
到最开，离开的时候，周一良突然问，“你日语水平如何？”
苏亦实话实说，“发言不准确，但最近又在学习日语，勉强可以阅读文献。”
周一良点头，“你的导师季庚先生，日语水平很不错，尤其是对晚近以来曰本考古学者在中国的考古非常有研究，未来你要继承季庚先生的衣钵，势必要提升自己的日语水平，同样，如果你对日本史感兴趣的话，周末，就可以到燕东园24号楼来找我。”
说着，这位已经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拿起自己是书籍，便迈步离开了图书馆林荫道，朝着燕东园的方向走去。
苏亦刚准备相送，就被老人拒绝了。
老人只说了四个字，“对你不好！”
为什么要说对苏亦不好？
还是跟他时下的尴尬身份有关系。
十年结束以后，他就属于一直被监管的状态。
甚至早些时候，梁晓活动的地方就是北大北墙里边两座灰色的楼，叫“北招待所”，整个被梁晓包了，他们吃、住、写东西都在里头。
审查开始几周不让回家，后来两周回家一次，后来一周一次，后来3天一次，最后变成回家住，白天都在“北招待所”开会写检查。
不过现在已经两年过去，他们的审查期基本上就要过去了。
不然，这位老教授怎么可以在北大自由出入，还去图书馆借书。
甚至，还可以让苏亦上门拜访。
然而，这种影响也并没有全部消散，不然，老人何至于此，不让苏亦相送，还担心对他一个学生影响不好。
然而，这是老人的心结所在，苏亦也不比执拗的去证明什么。
望着老人离开的背影，苏亦只能感慨。
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都要放到所在的年代去评论，不能脱离所在的年代以及其遭受的经历。
但那样的年代，又不是一定要经历？
只能说造化弄人吧。
那么为什么周一良担心会对苏亦影响不好呢？
这也是跟时下北大的氛围有关，一切都是乱糟糟的，因为十年间压下来的事情太多了。学校的大环境乱，历史系这边也很乱。
时下北大的历史系的教员组成，大概有四种，遗老，老中青。
遗老是哪一波人呢？
在历史系，邓广铭、周一良、张芝联三位先生肯定是属于遗老。
那么考古专业呢？
苏秉琦、阉文儒、宿白三位先生肯定也属于遗老。
那么老人呢？
考古教研室这边就不多了。
主要还是存在于历史系这边。
比如，周一良先生曾经提到的王永兴。
实际上，十年过后，北大缺人的厉害。
这种情况下，邓广铭担任历史系主任之后，做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挖人。
用他的话来说，此刻的北大，能上课的人，根本就没有。
总不能让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上台讲课吧？
邓主任当时的第一个决定是，青年教师不急于上课，更不要去上基础课，要去进修。
甚至，邓广铭还感慨，“能上的，倒是有两个，可他们能来吗！”
邓先生说的这“两个“，一指周一良，二指田余庆。当时这两个人正在梁晓学习班接受审查。
这样，邓先生外请了一批人来开课。一时之间，历史系的课堂上外来教师云集。
有宁可讲《中国通史》、蔡美彪讲《辽金元史》、漆侠讲《宋代经济史》、胡如雷讲《中国封建社会形态》、刘乃和讲《历史知识讲座》、王利器讲《古文选读》。
其中，漆侠就是邓广铭先生名下的首位研究生。
不过邓广铭这个决定，并不是没有坏处的。
坏处就是这个决定冲击了北大历史系不少教员的利益。
这一下惹翻了系里好多人。晃荡十年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个时候，谁不想上课？
可以说回到讲台，就是这帮教员最为热切的期盼。
其实，在十年后期，只要有一点点工夫，人人都在用功。年轻一点的或是学了英语、或是学了日语。
这还是在历史系的普通老师身上，放到考古专业这边，成果都出了好一大波了。
因为，考古教研室这边，该发掘的发掘，发文章的发文章，可以说，考古专业是整个北大历史系恢复元气最快的专业。
而历史专业这边，也不都是吃干饭的，这些老师的抽屉里，也存了不知道多少文章，指望着早日发表。
所以从这点来说，邓广铭先生确实动了不少北大历史系教员的奶酪，估计这一点，邓广铭先生都料想不到。
不过只要是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都知道邓广铭先生的强势是出了名的。
比如，他上任之初，电话铃声一响，邓先生拿起电话来说：“我姓邓，邓xx的邓！“其实人家未必问起他“贵姓“，邓先生也要这样说话。
这时，历史系的师生基本上都知道，为什么邓广铭先生会强调他这个邓是另外一个邓呢？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另外一个邓表达的含义更重。
所以，历史系的师生慢慢也感受到他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对自己说出的话负着责任。邓先生上任在1978年底，这个时候，77级入校已大半年，78级入校也有三个月了，一朝遂愿入校，两届学生都在嗷嗷待哺。上课，这是劈头第一大事。
他的主张常常高于他的实施；他的表达，又常常高于自己的主张。
如像邓广铭先生所说，系里只有两个人可以上课，就是一种极端的表达，他的意思只在强调自己的主张和决心。
事实上，北大肯定不只有两个老师在上课，比如，商鸿逵、许大龄先生都在开课；张光达、罗荣渠两位本是他欣赏的人，也开了课。
世界史方面，他没有外聘一人，都是本系的教师在开课。
因为张芝联这样的大牛坐镇，人才济济。
从校外请人讲课，应了一时之急，应无异议。
那个时候各校的历史系都在先后复课，像这样一张课表，可不是哪家都能拿出来的。
邓广铭先生以他在学界的人脉和号召力，让77级、78级学生见识到这些大家，平心而论，确属难得。
邓先生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抢先一步，打了一个时间差，成就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