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阁趣文网 > 都市小说 > 我在北大学考古 > 第九十三章:图书馆偶遇周1良
  “我在北大学考古()”
  入学的第三天,历史系正式开课。
  相比较要上一周劳动课的77级,78级的小伙伴就幸福多了。
  不用上劳动课,也不用军训。
  当然,开课是本科生的事情,对于研究生来说,除了每周的导师见面会,其他时间随意。
  然而,那是对别人的,苏亦可没有那么潇洒,因为他没有读过本科,宿白先生直接让他跟着本科生上课。
  什么时候,授课老师觉得他的水平可以了,他便可以自由选修课程。
  这样一来,可就要了苏亦的命。
  他之前之所以报考研究生,不愿意读本科,除了高考需要考公共课程之外,更大的原因就是本科的课程太枯燥乏味,同样,也太基础了,还有就是时间太不自由。
  都读研究生了,还跟本科生一样,天天按部就班在课堂被动接受老师教授专业知识,那这研究生白读了。
  当然,宿白先生也不是真的让他跟本科生一样在历史系读四年书,要真是这样,直接把转入本科就行了,还留他当研究生干啥。
  用大师兄马世昌的话来说,就是宿先生想要磨一磨苏亦这个小师弟的性子,同样,也想让他接受一下系统的本科课程,夯实他的历史基础。
  于是,就这样,苏亦在北大的一堂课就是跟随着历史系的本科生在上中国通史。
  依旧是文史楼的阶梯教室,而授课的老师名字让苏亦有些陌生——张光达。
  不过来上课之前,苏亦多少了解对方的资料,知道这位老师是河北青县人,1953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是历史系的副教授,57年的时候,受到一些冲击,但,在北大历史系属于学术水平极为优秀的中青年教授。
  没有错,31年出生,还不到五十年岁的张光达,在北大历史系已经属于第二梯队的的骨干教授了。
  再上面,就是邓广铭先生这些老一辈的教授了。
  而且根据马世昌的讲述,张光达致力水平还是很不错的。
  更加难得是,他还通晓多种外语。
  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
  来之前,马世昌还对苏亦说,“你之前发言的时候不是提到蒙满回藏鲜之学吗?这些领域,跟张教授也重叠部分,你上他的课,或许有意外之喜。”
  话虽如此,但苏亦真的跟着本科上通史课程的时候,意外倒是没有感受到,倒是,这位张教授挺意外了。
  因为这老师见到坐在后面的蹭课的苏亦之后,上课的第一句话就是,“没有宿教授的高足也来听课,看来,我这堂课要好好讲了。”
  瞬间,课堂又是一阵哄笑。
  因为苏亦在历史系太出名了,想要低调都不行,就算他刻意坐在阶梯教授的后面也没用,照样被认出来。
  “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是历史系的两门基础课,新生一进大学就开始上,中国史、世界史和考古三个专业都在一起上课。
  所以大教室里面七八十个人,这一哄笑,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苏亦的身上。
  好在对于这种目光,苏亦都习惯了,也没有如坐针毡的感觉。
  连忙回话,“因为我没读过大学,所以想跟诸位同学一起来上课,如果张老师不介意的话,我以后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过来,您看行吗?”
  张光达笑,“自然是可以,我们北大的大课别说咱们历史系的研究生,就算其他院系的学生过来,咱们都欢迎。”
  也对。
  北大各院系之间的大课,互相蹭课的学生特别多。
  有时候,本科生研究生都如此,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就去蹭。
  教室的座位不够,就挤在过道上,实在不行,混在走廊上也可以。
  这也算是这跟年代北大的风气。
  到了后世,这种风气就没有浓厚。
  这个时候,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还没有出版,北大的自己的教材也没有出来,使用的还是剪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要》,作为北大前任历史系主任,剪老在北大具有极高的影响力,他编著的《中国史纲》是在重庆时期完成的,甚至编著完毕,第一个就送给周总理观阅。
  这本书,用后世的眼光来看,肯定有许多不足,但剪伯赞先生被称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就说明他的开创之举,在这本书融入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观念。
  一直以来都是北大历史系的主要通史教材。
  实际上,这个年代,不仅仅是有《中国史纲》还有郭老《中国史稿》,不过《中国史稿》是郭老集社科院历史所全体之力编著的,而《中国史纲要》则是剪老集北大之力编著而成的,各有各有的优缺点。
  但在这个年代,都是优秀的通史教材。
  对于苏亦来说,唯一的缺憾,就是意识形态太过于浓厚,当然,对于这个时代的学生来说,这依旧不可多得优秀的教材。
  而且,跟大部分的通史教材一样,都是从史前时代开始讲述的,毕竟大家都熟悉的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到夏商周。
  不过因为时代限制,考古材料有些不足,所以得出的结论往往跟现实有出入。
  比如争议极大的夏朝,在这本书里面基本上给出了确定的答案。
  不过这个缺点,不仅在《中国史纲要》里面,就连历博的中国陈列也存在这样的缺憾。
  但对于初窥门径的历史系第一新生来说,这本书的内容足够了。
  不过对于苏亦来说,这本书教授的内容太浅了。
  尤其是关于旧石器时代的讲述,对于他这个考古专业出身的学生来说槽点太多。
  甚至,人类起源部分几乎都是一笔带过。
  带过了怎么办?
  只能不讲述了。
  同样,张光达教授也没有讲述。
  所以整节课停下来,苏亦昏昏欲睡。
  等到下课的时候,还是旁边的学生把他摇醒,刚走出教室就发现张光达教授刻意停下来等他。
  “苏亦同学,咱们聊一聊?”张教授说。
  对于这样的提议,苏亦当然无法拒绝。
  两人一边走边聊,主要是张光达在问,“苏亦同学,刚才在课堂上一直在睡觉,是觉得我讲课的水平不行吗?”
  苏亦连忙摇头,“并非如此,张教授授课很风趣,同学都喜欢听,只不过通史,对于我来说,内容太过于基础了。”
  张光达哑然失笑,“也对,你可是连何尊铭文都读懂的人,甚至还是考古专业的研究生,今天这节课讲述就是史前时代,这就是你们考古专业的大本营,浅薄也是应该的,同样,这也不是我的所擅长的。”
  苏亦点头,“来之前马世昌师兄跟我说过张老师的情况,所以希望能跟学习一下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等方面的研究。毕竟,我是学佛教考古的,未来肯定离不来这些内容。”
  张光达恍然,“原来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苏亦说,“宿先生觉得我在这个方面基础不足,就给我推荐张老师您。”
  张光达说,“那行,下一次过来,我给你推荐一个书单吧,到时候,你就写一篇关于西域史方面的论文,什么时候写完了,你就不用过来我这边听课了,系里面安排我的课程估计要到大二大三了。”
  话虽如此,但张光达还直接给苏亦当场推荐书单了。
  恰好苏亦有空,就顺带跑一趟图书馆。
  文史楼三楼是考古专业的阅览室,但收藏的书籍基本上都是关于考古专业的,一些历史类藏书还是要去图书馆借阅。
  北大的图书馆是75年刚建成,也就是后世的老馆。
  今年才78年,也才建好三年,对于这年代北大学生来说,北大图书馆可以说整个北大最为豪华的建筑物了。
  尤其是图书馆大厅还摆着一本巨大的牛津词典,厚厚的外语词典就直接摆放在图书馆的大厅的中央,对于每一个进入图书馆的北大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
  不说别的,在视觉效果上就极为震撼。
  也向北大的全体学生传递一个信息,英语时代要到来了。
  苏亦上一次跟陈飞过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还没有怎么注意到这点,到这一次过来,怎么都没有办法忽略这个存在。
  苏亦只能够感慨,自己的心境变了。
  那天我从图书馆南门进去,一上二楼就见前面有一位白发老人,他步履快捷不失稳健,每到一个阅览室门口都要停下来侧身朝里面探望一阵。这样我很快就赶到了老人的前面,于是不禁回头去看他,顿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头短发精白,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典型的鹤发童颜!老人每看到阅览室里坐满了发愤读书的学生,脸上就露出欣喜满意的笑容。见此容貌神情,我猜想老人一定是一位学术大师。
  正好我们都走到二楼中央的出纳台借书,在他填借书条的时候我特意看他的签名——周一良,啊,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编通史”的主编(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同学们都简称为“周编通史”)!换了现在,我一定会马上请周先生给签个名,像粉丝们经常做的那样。可惜当时我有那个心还没那个胆,只有呆呆地站在那儿,直到看着周先生的背影渐渐离去,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感到能在这样的学术权威身边学习真是幸福极了!
  后来我知道,周先生不仅是我国的世界史学术权威,也是中国史的学术权威,是学术界所谓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位是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何兹全)。当时我从图书馆借读了周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那时还只有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的那一版,我特别喜欢那一版正文中小字夹注的格式,感觉文字内容厚重,学术感特别强。这本书后来由北大出版社再版,改了版式用页下注。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向周先生请教时谈到我更喜欢旧版,周先生温和地笑了(熟悉的人肯定都知道,周先生的笑容非常有特点,我想那应该就是中国传统所谓的儒雅敦厚), 说出版社认为那样不便读者阅读。
  2001年6月19日在南京栖霞山考察时,宿先生近八十高龄还与我一道在第28窟窟前画萧梁坐佛。1947年,梁思成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史”,宿先生前往旁听,随之对中国古代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在北京大学讲授的中国古代建筑,是“专为学考古的同学开设的”,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古代建筑史。1946年10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援庵)和北平图书馆善本部主任赵万里(斐云)分别被聘为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名誉教授和兼任讲师,宿先生随陈援庵先生学习史源学,尤其佛籍目录,后来为我们开设《汉文佛籍目录》时,明确提出:“要初步解决两个实际问题,一、如何检查汉文佛籍?二、汉文佛籍对研究佛教考古的用途。”赵斐云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等课,期间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指导近代藏书家李盛铎旧藏的编目工作。1940年,李盛铎(号木斎)氏木犀轩的藏书9087种售予北京大学,其中名贵的旧刊本和罕见本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强,纯版本性质的古籍很多,有一部分历代流传有自的宋、元本,但大量是明清时期刻本和抄本,包括明清以来著名学者和藏书家的抄本、校本和稿本等,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古刻本、古写本和朝鲜古刻本等。宿先生从赵斐云先生学习史料目录学和版本学,因当时先生兼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便“从赵斐云先生整理李氏书”。